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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业秘密   侵权诉讼   证明责任   事实推定   证明标准  

摘要： 侵犯商业秘密的无形性特征致使其比一般的侵权诉讼更为复杂。因此,科学、合理分配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甚为关键。由于“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比较笼统,以至于无法担负起侵犯商业秘密证明责任分配的重任。司法政策曾规定商业秘密案件适用证明责任倒置规则,但因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且易于造成被告商业秘密的泄露,最高法院在相关案件中否定了该规则。为解决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缺位的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规定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内容。由于权利人难以取得侵权行为的直接证据,法院通常采用“接触加实质性相同”之事实推定规则,认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由于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一规则难以有效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形成制约,《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对事实推定规则进行明确规定,即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如果权利人对间接事实的证明成功,就可产生推定事实获得证明的法律效果。侵权人既可以提供反证亦可以提供本证来排除推定的法律效果。此外,为降低权利人证明待证事实的难度,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同时采用了“初步证据”的措辞,权利人证明已经采取保密措施及侵权行为成立到低度盖然性程度,即可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 证明负担减轻   主观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   民事诉讼   实质平等  

摘要： 长期以来,以罗森贝克为代表的“规范说”始终“霸占”着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第一把交椅。虽在很大程度上使通案之正义与法律之安定性得以维系,但社会发展赋予民事诉讼多元化特征使得当事人的证明负担在现实纠纷中愈发个性化或特殊化,预先设定的分配形式或逻辑所展现的机械性不能更好地匹配个案中的“负担失衡”状况。若一味由失衡一方承受举证不能所引发的不利益显然与民事诉讼所追求的平等对抗与实质正义相悖。基于此,为了缓和规范说下证明责任分配的僵化所引发的实质不公,证明负担减轻理论孕育而生。证明负担减轻是以客观证明责任的确立为基础,通过调整当事人主观层面的行为责任来尽可能平衡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负担,以期避免出现事实真伪不明。因此在证明负担减轻的界定上,对客观证明责任予以悖离的法律技术以及实体法基于当事人危险分担的考量而调整分配规则所形成的特殊规范不属于证明负担减轻。证明负担减轻以诚信理念、证明权保障理论以及武器平等原则等为支撑,且有匡正证据偏在、克服事项真伪不明以及弥补实体法缺漏等功效。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普遍形成了证明负担减轻为一般分配规则之例外考量的共识,并围绕证明负担减轻进行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与技术建设;英美法系国家极度追求诉讼真实,大多建设了完备的“发现证据”机制,实则也发挥着证明负担减轻的功能。我国2015年《民诉法解释》、2020年新修《证据规定》以及部分关涉类型化案件审理的司法解释中已有零散的证明负担减轻技术规范。但是从立法来看,证明负担减轻规范显现出层次性不足与轮廓不周延的“弊病”。高位阶的法典中欠缺证明负担减轻的原则性规定是为层次性不足;证明负担减轻的启动前提、适用范围、制裁与救济机制不完备是为轮廓不周延。从司法引用来看,实务中证明负担减轻的使用远超于立法范畴,且伴有法官不注重证明负担减轻的释明以及对减轻尺度把握的不准确等问题。基于我国证明负担减轻体系化建设的考量,应以证明负担减轻的原则性规定写入民事程序法为“统领”;以证明负担减轻的准入设置、适用案件类型与证据种类的拓宽、三重制裁与两层救济为“轮廓”;以增加证明负担减轻释明、重视案例指导、增强法官司法理性为“保障”。以期从周延立法与规范司法两个层面推进我国证明负担减轻机制的发展。

关键词： 虚假诉讼   第三人   权利救济   证明责任  

摘要： 虚假诉讼作为一种司法异象,在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危害甚巨,不仅损害法治权威,更侵害到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利,严重扰乱司法秩序。虚假诉讼的起因多为利益驱使,目的在于通过法院裁判获取判决的程序或实体利益,最终实现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目的,故虚假诉讼对案外人的侵害和救济是理论和实务中均应重点关注的。为保护案外第三人利益,2012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特意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形成了以申请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另行起诉和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为一体的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救济渠道。但是,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仅对案外人救济给予了程序上的规定,对于案外第三人真正提起相关诉讼进入实体程序后,应如何举证证明、如何承担证明责任并无明确规定,所以实践中多按体系解释适用相关规则。因案外第三人在举证方面的先天不足,加之无具有针对性的证明标准,且原案当事人可能存在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等行为,导致案外第三人欲提起救济的过程中无法完成证明责任。经实证分析发现,目前案外第三人救济案件举证责任较重、适用的证明标准较高,第三人常因举证不能败诉而收场。本文拟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证明责任进行研究,着力解决目前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提起相关诉讼缺乏明确证明责任分担机制、证据标准过高等问题,通过健全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提升案外第三人证明的可能性,更好的救济受虚假诉讼侵害的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本文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就目前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证明责任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明确现有研究成果,进一步认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为概述,就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证明责任有关概念进行界定,重在分析虚假诉讼案件判决的预判力及案外第三人的救济方式等问题,明确救济手段。第三部分为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的证明困境及产生原因,通过案例分析案外第三人证明存在的难题,并从案外第三人举证的特殊性和现有制度的缺陷中寻找原因。第四部分为这种情况的破解之道,提出通过重新分配证明责任、有条件降低证据标准和充分运用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证明责任等举措,和强化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明确第三人调查取证标准等配套制度,以期能在充分考量原案判决既判力和虚假诉讼保护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强化打击力度,全面保护和救济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行政复议   和解   构成要件   救济机制  

摘要： 行政复议和解作为一种替代性、灵活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其注重发挥协商合意在解决争议中重要作用的理念,契合了实质性、高效率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已经被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给予高度关注。2007年5月29日,我国颁布《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立法的形式首次明确了行政复议和解的相关规范,为行政复议和解的实施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实施条例》的规定较为宏观、笼统,缺乏操作性,这使得在实践中出现了“调和混淆、和而不决、决而不从”等一系列问题,亟待对行政复议和解制度进行规范完善。2019年,行政复议法的修改被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这为完善行政复议和解制度带来了有利契机。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行政复议和解法律问题,以期为完善相关法律提供一些思路和观点。本文共四章,第一章主要是行政复议和解的概念性质、行政复议适用和解的理论争议以及正当性分析。笔者通过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提出行政复议和解的概念、分类以及其具有行政程序与实体行为双重性质的判断。通过总结反对行政复议和解正当性的主要观点及理由并展开有针对性的驳斥论证,从行政法学理论、依法行政实践两个层面论证了行政复议和解的正当性。第二章承接第一章的理论分析,从立法背景、法律法规的一般规定、部门规章及地方立法的特殊规定三个层面对现行行政复议和解制度进行了梳理。通过对行政复议典型案例、复议机关运用和解制度相关数据的分析,总结提炼出当前行政复议和解面临“调和混淆、和而不决、决而不从”三个方面的问题,并从理论、制度、运行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三章针对第二章提出的问题及原因,从行政复议和解的构成要件这个底层逻辑出发,确立并分析了构成要件中主体、内容、形式要件的理论依据、基本内涵,并对各要件下的效力问题展开理论分析,以寻找完善行政复议和解制度的方法路径。第四章针对行政复议和解效力及履行问题,对行政复议和解救济机制进行研究。针对“和解协议”和“撤回申请”两种不同模式以及复议机关准许错误的情形,分别对各种救济机制进行了建构,以保证行政复议和解制度的闭环运行,确保复议各方的利益得到有效维护。行政复议和解在我国行政复议领域有着广泛的实施基础,已经成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抓手,行政复议“繁简分流”审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重要补充。但因立法本意的不清晰、不明确,法治实践的不规范、不严谨,导致行政复议和解还面临很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建议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修订中对现有行政复议和解制度进行完善,明确行政复议和解的定义、性质及构成要件,扩大行政复议和解的适用范围,完善监督、救济机制,确保行政复议和解真正成为一项管用、好用的制度,充分发挥其化解行政争议的实际效用。

关键词： 证据规定   诉讼证据   民事诉讼法  

摘要： 证据问题是诉讼法领域的关键性问题,证据规定更是法律实务界十分关心的重点问题。为促进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化发展,全新的民事证据规定于2019年12月正式公布,这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新证据规定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分别从自认规则、"书证提出命令"制度、鉴定制度、诚实信用原则等方面进行完善修改,力求规范各方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实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本文对新民事证据规定修改的主要内容以及背景意义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期许能够对证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和理解提供些许帮助。

关键词： 诉讼时效   中断   证明责任   抗辩   再抗辩   Limitation of Action   Interruption   Burden of Proof   Defense   Re-defense  

摘要： 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责任分配通常不是问题，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则分歧严重。权利人承担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责任，符合“规范说”的理论逻辑，符合《民诉法解释》第91条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激励目标。反对“权利人承担”而主张“义务人承担”者，或者过高估计了权利人与义务人证明负担的不均衡，或者因朴素道德而对义务人存有“偏见”，或者因时效期间过短而为权利人提供“优惠”，或者过度强调了权利人的证据意识不足问题。中国法上诉讼时效中断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践及其争议表明，对“规范说”和《民诉法解释》第91条的准确理解与适用，仍然任重而道远。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理论界与实务界协同关注证明责任和要件事实，以便促进《民法典》的精准实施，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关键词： 侵权之债   夫妻共同债务   请求权基础   要件事实   证明责任  

摘要： 夫妻一方对外负担债务的性质认定是近些年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在推动夫妻债务纠纷处理和相关规则建构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已经成为共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夫妻一方对外负担的侵权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这一立法疏漏逐渐显现出来,相应地,是否有必要基于侵权纠纷的特殊性,在认定夫妻债务性质的过程中确立区别于现行立法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也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部分学者在对夫妻一方对外负担债务的类型不作区分的情况下,笼统的讨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建构问题,导致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实践中,裁判法官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也是各执一词。出于对上述背景的综合考虑,本论文以夫妻一方对外侵权债务性质认定过程中的证明责任问题为主题展开研究,并结合夫妻共同债务纠纷的特殊性,对证明责任分配后出现的困境化解机制进行探索。除了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证明状况的考察。由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立法价值有所差异,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几经修改,本部分以时间为脉络从证明的角度简要梳理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然后,在考察侵权纠纷领域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情况的基础上,对法官在裁判文书说理部分的认定思路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证明责任问题分析。依托第一部分的立法、司法和学理状况的考察,归纳出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证明责任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总体上归纳出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存在否认侵权之债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加剧了被侵权人的证明困难以及认定标准不统一带来的证明责任分配混乱的问题。第三部分: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请求权基础重构。由于证明责任分配对象限于法律要件事实,只有明确了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请求权基础,才能确定作为证明责任分配对象的法律要件事实,因此,本部分在侵权行为和侵权之债分离考虑的基础上展开分析。首先是在侵权法视阈下讨论夫妻共同债务成立的条件。然后是在婚姻家庭视阈下,在将夫妻一方侵权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过程中,需要坚持“共债共签”的夫妻合意标准和侵权行为发生于为家庭带来增益的为“夫妻共同生活”的标准。由此实现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请求权基础的重构。第四部分: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证明责任分配的困境化解机制。通过价值权衡,本部分首先对第三部分确立的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各项法律要件事实确定较为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但与普通民事纠纷相比,夫妻共同债务纠纷存在明显的特殊性,对侵权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作出合理认定完全寄希望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不现实的。为了化解当事人的证明困难以及案件事实的查明,本部分提出有必要引入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以及强化法官的职权调查机制和心证公开。

关键词： 民事诉讼   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   法官  

摘要： 诚实信用原则,是2012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无疑,诚实信用原则之确立,对于规范当事人诉讼行为,确保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也为规制不诚信诉讼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现实中,非诚信诉讼行为仍时有发生,并没有因诚实信用原则之确立而得到全面遏制。究其因,在于相应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明晰而具体的内容解释,致使人们对诚实信用原则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最终影响到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适用。具体而言,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缺乏对其适用主体的明确界定,特别是将当事人处分原则也规定在同一条文中,故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作限缩性理解,即诚实信用原则只适用于当事人,将案件承办法官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排除在外;在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适用条件也不明确,故法官适用该原则断处案件时,带有极大的随意性。特别是有违诚信之诉讼行为只是散见于其他条文中,由此,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完全独立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规定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必须借助于具体条文的规定方能达此目标,致使诚实信用原则之适用有着虚化之嫌;非诚信诉讼行为之规制,同样缺乏系统、全面的规定,也是此类诉讼行为屡禁不止的缘由。笔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能厘清相关问题,为发挥诚实信用原则之应有效用,尽绵薄之力。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例举司法案例,归纳出本文所要讨论的焦点问题。这一部分通过对三个司法案例进行介绍,分析案例的争议焦点,总结出三个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民事诉讼法中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主体问题、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实务中具体适用问题、有违诚信诉讼行为的规制问题。第二部分:焦点问题的法理分析。该部分围绕上一个部分提出的三个焦点问题,逐一对其立法现状、形成原因以及造成的后果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对于民事诉讼法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主体具体范围存在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是由于司法实践者对该原则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以及适用主体相关立法不完善导致的。其次,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实务中的适用问题,笔者指出了司法实践中出现随意适用诚信原则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最后,对于诉讼不诚信行为的规制问题,笔者从规制范围不全面、规制缺乏实操性以及规制手段单一这三方面的立法司法现状进行探讨。第三部分:对上一部分涉及的问题提出建议。首先,是要明确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主体的范围,对此,要加强诚信原则在民诉法中的价值取向研究以及加快完善诚信原则适用主体相关法律的立法。其次,要完善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机制,就要明确诚实信用原则的使用方法、适用情形以及注意适用该原则的方向性选择。最后,要切实落实好对诉讼不诚信行为的规制,建立健全多方位的规制体系,完善规制行为的范围、增强规制手段的实操性、构建多方位的规制体系。

关键词： 计税依据明显偏低   正当理由   证明责任   协税义务  

摘要： 计税依据明显偏低条款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一至五项规定间的显著差异引起了学界对本款规定性质的讨论,同时计税依据明显偏低条款在税收征收制度中的扩张适用问题也引发了对条款适用问题的探讨。计税依据明显偏低条款的要件构成基本明晰,即“计税依据明显偏低”、“无正当理由”。但是立法对于该等要件的具体内容规定粗疏,正当理由在具体语境中适用模糊。税收行政和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过度保障国家税收利益的现象,正当理由认定范围愈加狭窄,阻塞了纳税人的救济通道。计税依据明显偏低条款的适用问题集中体现在正当理由要件的认定上。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事实仅是税务机关依照经验事实作出的初步判断,并非最终结果。正当理由要件正是对前述经验总结的一种补充机制,其认定不仅需要衡量纳税人所述理由是否正当,更要针对纳税人的课税事实进行查证。正当理由要件认定分为事实认定和正当性判断两个层面。在事实认定层面,应着重分析纳税人协税义务与税务机关证明义务之间的联系与区隔,明确责任分配机制,完善双方权义关系配置。在正当化认定层面,应厘清国家税收利益与纳税人权益之间的界限,扩大正当化认定的范围以保障纳税人合法财产权益。对此,可制定统一的认定标准,为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提供明确指引。明晰正当理由要件的认定路径后,还需要对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义务权义履行的程度作出明确,以确保正当理由认定要件发挥实效。在事实认定上,需要明确纳税人协税义务履行的限度,以明晰税务机关证明义务的负担范围;在理由正当化的认定上,明确正当化认定的具体情形和适用方式,以避免税务机关滥用裁量权力。正当理由构成要件内容分析和适用规范尚属于法律适用的内容,最终仍需依赖制度规范发挥实效。在实体制度设定上,首先应当赋予纳税人相应权利以强化纳税人权益的保障机制,其次应当设定统一认定标准,对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施加相应限制,防止权力的扩张和泛滥。在程序制度设定上,需从税务机关内部行为控制出发,从做出行政行为的程序规范、听证制度以及公开制度等方面展开,保障税务机关义务履行。

关键词： 不等式   证明   推广  

摘要： 本文主要针对两个特殊不等式的证明进行了分析、研究、再拓展,借用不等式处理各类方法,从纵向(次数升高)和横向(参数增加)两个方面对不等式进行推广讨论,得出了一个一般不等式。通过对2019年高考不等式问题的分析,发现正是这个一般不等式的特例,这对于同类不等式的求解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