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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消费公益诉讼   证明责任   制度完善  

摘要： 虽然目前立法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消费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尚未详细规定,但在我国发生的惩罚性赔偿公益案件是司法实践中对惩罚性赔偿之诉的有力尝试,除此之外,理论界对惩罚性赔偿在适用过程中展现的问题也有深入的探讨。以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提起的惩罚性赔偿公益案件为开端,我国实务界开始对惩罚性赔偿在消费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展开探索。其中出现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主体问题、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标准和管理等问题,理论界都存在不同的意见,在司法实务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本文介绍惩罚性赔偿的相关释义,梳理我国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从传统赔偿制度的不足、司法实践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等方面介绍在消费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分析相关案例样本,总结惩罚性赔偿在适用消费公益诉讼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实践案例中,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主体多为检察机关和消协组织,这说明了立法赋予两者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合理性。我国民事诉讼领域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消费领域不同于普通民事领域,消费犯罪存在隐蔽性的特征,过高的证明标准会加重原告的证明责任,因此应降低证明标准;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对“初始证据”的证明、对产品瑕疵案件的责任分配、对产品缺陷案件的责任分配,应依据不同的情况应适用不同的方法,不可一刀切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或证据开示等制度。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应重新设定标准,以销售数量、数额与盈利数量为基础计算不法总额,并在此基础上加倍且不宜设置下限标准。在对惩罚性基金管理时,应建立专门的消费公益基金,采取专款专用的方法。最后,在其他方面予以完善,比如在惩罚性赔偿金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竞合时,应采取竞合时相同的原则予以抵扣;在认定检察机关、消协组织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与消费者个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关系时,从两者在诉讼中依据的法律关系不同等角度出发,论述两者不具有同案处理的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处理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虽然实践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消费公益诉讼中的应用会显现或多或少的弊端,但是只要进行合理规制,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就可以很好地实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持市场秩序以及培养良性经济发展环境的价值。

关键词：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刑事诉讼   证明   综合认定  

摘要：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数量激增、电子数据证据大量涌现,但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证据和事实认定存在困难,致使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较为困难,效果不理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陆续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些司法解释均在结合传统证据认定方式的基础上,提出“综合认定”案件证据和事实的意见,虽然此前也有关于证据“综合认定”的官方文件出台,但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司法解释中如此强调对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意义。但“综合认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证据目前仍然存在“综合认定”定义不明、适用范围过窄、适用方式单一、裁判者恣意裁判等问题,也需要引起特别关注。针对这些问题,一是应充分梳理“综合认定”的理论基础、深入理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需要“综合认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需求,并对“综合认定”的定义进行明确,完善相关立法和配套司法解释;二是坚持“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强化裁判者对此类案件证据和事实的“内心确信”,在该原则的引领下防止“综合认定”的恣意性;三是夯实证据“综合认定”的基础,通过采用多种方法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证据进行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认定;四是在该类案件中通过灵活运用逻辑推理、经验法则、实验、科学技术等方法,增强此类案件证据“综合认定”的科学性。如此,才能解决“综合认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证据的系列困局,以此实现理想的司法效果。

关键词： 新时代   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   基本原则   实践路径  

摘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践行党的宗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还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前,要以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这一原则为逻辑起点,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促公平、兜底线的原则下坚持和完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等重点领域的民生制度体系,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民生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股东代表诉讼   原告资格   前置程序   证明责任  

摘要： 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就其所遭受的某种行为的侵害提起诉讼时,公司股东可以代表公司以使公司获得赔偿等救济为目的而针对该行为所提起的诉讼。上述制度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受信义务时,对其不愿意起诉自身的情形进行救济,有利于股东对其履行职务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尤其是对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目的是保障公司利益避免遭受公司内部高管和公司外部的他人的不法侵犯。 为了建立现代的公司制度,加强公司治理,我国在2005年《公司法》第151条首次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用以解决公司运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但在《公司法》中对上述制度规定较为宽泛,在立法和实践运行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原告股东持股时间和持股比例限制过于严格、诉讼前置程序规定不够细化、未对股东诉讼主观善意进行审查以及证明责任分配不合理等。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实现公司的治理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本文指出了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目前存在的不足,在查阅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后,比较了域外不同法系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法律适用的情况,借鉴参考其他国家在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的经验,结合上述制度在我国实践的情况,提出了完善上述制度的相应措施,具体包括调整原告股东持股时间和持股比例的要求,细化前置程序规定,增加对原告股东主观善意起诉资格的审查,调整原被告证明责任分配等。

关键词：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司法鉴定   程序   规范化  

摘要：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大量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发生,因工程造价、工程质量、工期争议等涉及工程领域的专门知识,司法鉴定对于解决争议具有重要意义。但建设工程司法鉴定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规范。本文从司法鉴定法律性质的探讨入手,指出司法鉴定是证据调查活动,是诉讼的一部分,且建设工程司法鉴定不同于物证、声像资料等一般鉴定,与司法审判权密切联系。然后坚持问题导向,指出建设工程司法鉴定存在对启动条件把握不准、对鉴定事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鉴定超期严重、重复鉴定难以控制等程序问题,以及存在鉴定依据确定不准确、鉴定范围和鉴定方法明确不当等鉴定内容问题。接着分析原因,指出存在监管缺失的问题,在工作运行机制上存在法官诉讼指挥权弱化、专业化审查机制欠缺等问题。针对问题与原因,从完善管理制度以及强化专业审查机制方面指出建设工程司法鉴定规范的宏观路径,在管理制度上建议建立司法行政机关的统一管理制度并加强法院的诉讼管理,在专业审查机制方面建议配置专家型陪审员、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并充分利用专家辅助人制度。最后,针对前述具体的程序及实体问题,逐一分析提出具体化的规范措施。

关键词： 律师   法官   公开选拔   程序  

摘要： 从律师中公开选拔法官的程序,法院按照公告、报名、资格审查、考试(笔试、面试)、专业评估、专业评审、考察、体检、公示、录用的步骤进行。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上海、广东等地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对从律师中公开选拔法官的程序进行梳理分析,为推动公开选拔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 证明负担减轻   主观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   民事诉讼   实质平等  

摘要： 长期以来,以罗森贝克为代表的“规范说”始终“霸占”着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第一把交椅。虽在很大程度上使通案之正义与法律之安定性得以维系,但社会发展赋予民事诉讼多元化特征使得当事人的证明负担在现实纠纷中愈发个性化或特殊化,预先设定的分配形式或逻辑所展现的机械性不能更好地匹配个案中的“负担失衡”状况。若一味由失衡一方承受举证不能所引发的不利益显然与民事诉讼所追求的平等对抗与实质正义相悖。基于此,为了缓和规范说下证明责任分配的僵化所引发的实质不公,证明负担减轻理论孕育而生。证明负担减轻是以客观证明责任的确立为基础,通过调整当事人主观层面的行为责任来尽可能平衡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负担,以期避免出现事实真伪不明。因此在证明负担减轻的界定上,对客观证明责任予以悖离的法律技术以及实体法基于当事人危险分担的考量而调整分配规则所形成的特殊规范不属于证明负担减轻。证明负担减轻以诚信理念、证明权保障理论以及武器平等原则等为支撑,且有匡正证据偏在、克服事项真伪不明以及弥补实体法缺漏等功效。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普遍形成了证明负担减轻为一般分配规则之例外考量的共识,并围绕证明负担减轻进行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与技术建设;英美法系国家极度追求诉讼真实,大多建设了完备的“发现证据”机制,实则也发挥着证明负担减轻的功能。我国2015年《民诉法解释》、2020年新修《证据规定》以及部分关涉类型化案件审理的司法解释中已有零散的证明负担减轻技术规范。但是从立法来看,证明负担减轻规范显现出层次性不足与轮廓不周延的“弊病”。高位阶的法典中欠缺证明负担减轻的原则性规定是为层次性不足;证明负担减轻的启动前提、适用范围、制裁与救济机制不完备是为轮廓不周延。从司法引用来看,实务中证明负担减轻的使用远超于立法范畴,且伴有法官不注重证明负担减轻的释明以及对减轻尺度把握的不准确等问题。基于我国证明负担减轻体系化建设的考量,应以证明负担减轻的原则性规定写入民事程序法为“统领”;以证明负担减轻的准入设置、适用案件类型与证据种类的拓宽、三重制裁与两层救济为“轮廓”;以增加证明负担减轻释明、重视案例指导、增强法官司法理性为“保障”。以期从周延立法与规范司法两个层面推进我国证明负担减轻机制的发展。

关键词： 商业秘密   侵权诉讼   证明责任   事实推定   证明标准  

摘要： 侵犯商业秘密的无形性特征致使其比一般的侵权诉讼更为复杂。因此,科学、合理分配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甚为关键。由于“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比较笼统,以至于无法担负起侵犯商业秘密证明责任分配的重任。司法政策曾规定商业秘密案件适用证明责任倒置规则,但因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且易于造成被告商业秘密的泄露,最高法院在相关案件中否定了该规则。为解决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缺位的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规定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内容。由于权利人难以取得侵权行为的直接证据,法院通常采用“接触加实质性相同”之事实推定规则,认定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由于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一规则难以有效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形成制约,《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对事实推定规则进行明确规定,即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如果权利人对间接事实的证明成功,就可产生推定事实获得证明的法律效果。侵权人既可以提供反证亦可以提供本证来排除推定的法律效果。此外,为降低权利人证明待证事实的难度,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同时采用了“初步证据”的措辞,权利人证明已经采取保密措施及侵权行为成立到低度盖然性程度,即可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调解   监察   仲裁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diation   ombudsmanship   arbitration  

摘要： 随着高校与教师之间的纠纷日渐增多，传统的司法诉讼和校内层级申诉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逐渐成为美国高等学校解决内部纠纷的优先选项，主要有调解、监察和仲裁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纠纷适用不同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且遵循相应的程序要求，处理结果具有合同效力。机构中立、人员专业、程序规范、优势互补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要在传统法律救济方式的基础上寻求突破和创新，我国可借鉴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经验，充分发挥调解和仲裁等非诉讼方式的优势，引导纠纷双方从对抗走向对话，形塑和谐公正的教育环境。

关键词： 虚假诉讼   第三人   权利救济   证明责任  

摘要： 虚假诉讼作为一种司法异象,在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危害甚巨,不仅损害法治权威,更侵害到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利,严重扰乱司法秩序。虚假诉讼的起因多为利益驱使,目的在于通过法院裁判获取判决的程序或实体利益,最终实现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目的,故虚假诉讼对案外人的侵害和救济是理论和实务中均应重点关注的。为保护案外第三人利益,2012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特意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形成了以申请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另行起诉和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为一体的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救济渠道。但是,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仅对案外人救济给予了程序上的规定,对于案外第三人真正提起相关诉讼进入实体程序后,应如何举证证明、如何承担证明责任并无明确规定,所以实践中多按体系解释适用相关规则。因案外第三人在举证方面的先天不足,加之无具有针对性的证明标准,且原案当事人可能存在恶意串通、伪造证据等行为,导致案外第三人欲提起救济的过程中无法完成证明责任。经实证分析发现,目前案外第三人救济案件举证责任较重、适用的证明标准较高,第三人常因举证不能败诉而收场。本文拟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证明责任进行研究,着力解决目前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提起相关诉讼缺乏明确证明责任分担机制、证据标准过高等问题,通过健全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提升案外第三人证明的可能性,更好的救济受虚假诉讼侵害的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本文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就目前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证明责任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明确现有研究成果,进一步认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为概述,就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证明责任有关概念进行界定,重在分析虚假诉讼案件判决的预判力及案外第三人的救济方式等问题,明确救济手段。第三部分为虚假诉讼案外第三人的证明困境及产生原因,通过案例分析案外第三人证明存在的难题,并从案外第三人举证的特殊性和现有制度的缺陷中寻找原因。第四部分为这种情况的破解之道,提出通过重新分配证明责任、有条件降低证据标准和充分运用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证明责任等举措,和强化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明确第三人调查取证标准等配套制度,以期能在充分考量原案判决既判力和虚假诉讼保护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强化打击力度,全面保护和救济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