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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提起公益诉讼   法律监督   调查核实   调查取证   强制措施  

摘要： 2018年《检察院组织法》修正案将"提起公益诉讼"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独立职能,其与法律监督职能之间应作必要界分。检察机关行使的调查核实权,仍属运用公权力的法律监督职能活动,有别于直接参与公益诉讼的当事人开展调查取证的诉讼权利。当前,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存在着程序效果刚性不足、配合义务虚置及证明标准虚化等问题。从监督效果层面考量,以抗诉、纠正意见为形态的调查核实程序应然具备监督刚性保障的必要性;以检察建议为形态的调查核实应在取证手段和方法上的保持谦抑与权力克减。未来立法可进一步考虑限定调查核实程序的运行范围,明确检察建议形态下调查核实的程序限度,强化抗诉形态中调查核实程序的强制措施保障,构建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证据资格确认程序。

关键词： 摸索证明   证据调查   证明责任   发现真实  

摘要： 摸索证明起源于德国,其并非德国民事诉讼法典中的立法术语,而是民事诉讼法解释学上的概念。在传统辩论主义的背景下,摸索证明被绝对禁止,然而随着辩论主义的修正,医疗损害诉讼、产品缺陷损害诉讼、环境污染侵权诉讼等现代型民事诉讼案件日益增多,民事诉讼中出现了一种名为协同主义的全新诉讼模式,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逐渐开始转变对摸索证明的态度。本文将重点分析我国现行证据交换制度、证据保全制度、证据调查申请制度存在的不足及上述制度与摸索证明存在的衔接之处,考察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摸索证明的司法案例,探讨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逐步引入摸索证明的必要性,利用摸索证明促进当事人诉讼攻击防御手段的平衡,扩充当事人的证据收集手段,缓解现代型诉讼双方事证偏在的问题,推动证据交换制度、证据保全制度、证据调查申请制度的完善,构建适合我国民事诉讼的摸索证明。

关键词： 小学数学   数形结合   基本原则  

摘要： 数形结合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方法。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遵循数形结合思想的基本原则,坚持独立性原则和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同时还要找到数形结合思想在教学中应用的有效策略,在优化教学形式和提高教学趣味的前提下,发挥数形结合思想的有效性和积极性。

关键词： 博物馆展览   多媒体   策划流程   基本原则  

摘要： 多媒体技术已经成为博物馆展陈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展示手段之一,在博物馆展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平凉市博物馆新馆展陈中的多媒体应用为例,总结出博物馆展览中多媒体项目的具体策划流程,提出多媒体策划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基本原则,以期为博物馆展览中多媒体项目的策划与应用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监察机关   职务违法调查   程序   完善   保障  

摘要： 《监察法》和宪法修正案的颁布正式确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使监察体制改革在法制层面下得以稳步推进。《监察法》不仅具备实体法功能同时兼具程序法功能,通过法律赋权的形式助力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本文拟从五个部分就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调查程序展开分析,结合域外监察机关设置的考量以及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从程序法角度分析问题所在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本文重点在于深度解读职务违法调查程序的运行现状,剖析问题成因并提出完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完善职务违法调查程序有效运转的保障制度。通过研究发现,我们对职务违法调查程序的研究需要将其从职务违法犯罪调查程序合一的运行机制中剥离出来单独研究探讨,以保证监察机关能够更加合理合法的运用调查程序,在兼顾监察目标实现的情况下保障了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文章注重程序的衔接和监督的问题,把坚持监察法治理念摆在首要位置,以期达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以及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系的法治理念。文章第一部分主要阐述监察机关调查权的基础理论,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就监察机关调查权属性进行分析,笔者较为认同调查权复合属性的特征。同时,结合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以及职务违法行为与职务犯罪行为的异同点对监察调查程序的运行原则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第二部分主要阐释职务违法调查程序内容,笔者结合《监察法》与《政务处分法》就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调查程序及调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分类展开分析;第三部分笔者基于当前我国职务违法调查程序的运行现状予以分析,同时就进一步推进监察体制改革中现行的职务违法调查程序所出现的问题展开分析;第四部分笔者就现行职务违法调查程序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主要从完善监察法治体系、加强职务违法调查程序与其他程序的衔接和监察调查措施的合理适用以及强化对职务违法调查程序的监督这三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五部分笔者着重就保障职务违法调查程序有效运转的制度层面进行阐释,监察调查人员应当树立正确的监察法治理念并严格遵循监察法治原则。同时,国家也应加强监察队伍建设,多维度培养监察人才,为监察体制改革保驾护航。

关键词： 民事裁判   依职权监督   检察监督   权利救济   处分原则  

摘要： 对民事裁判依职权提出抗诉,是民事检察的固有传统职能,具有很强的本土性。因而在很多场合,对民事裁判的依职权检察监督与民事抗诉甚至民事检察具有等值性。关于依职权监督的论争主要基于监督模式的公权介入性质与民事诉讼的私权纠纷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制度逻辑层面,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民事裁判会对私权自治造成干预这一命题,始终未得到妥善回应。从检察机关在宪法中的法律监督定位、保障法制统一的内在动因及权利救济的社会现实需求中,能够为这项制度找到合理性支撑。再审制度的模式变迁会影响民事裁判检察监督的角色定位。法律规定对此失之于粗疏,加之检察机关对自身职权的功能存在认识偏差和错误解读,以致实践中依职权监督机制运行失当,进而违背处分原则。检察机关不应一味固守“监督公权”的单一目标而频繁激活职权,应当把“救济私益”视为常态而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即便是在依职权监督模式下,引发再审的监督方式亦不足以真正实现“监督审判权”的预设目的。所以,检察机关需要通过更新协调监督理念,调整细分抗诉与检察建议的功能承担,并且谨慎认定公共利益,避免对处分权造成侵扰,彰显依职权监督机制的应有价值。

关键词： 调解   委派调解   诉前调解   繁简分流  

摘要： 调解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其中一环,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制度历史。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自我革新,才形成了如今以强调当事人自愿为基础的调解制度。为响应“坚持把非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工作要求,各地法院已积极开展委派调解工作,但委派调解的具体收效如何,需要实证考察加以检验。本文以东部某省北部、中部、南部共三所基层法院为样本,对委派调解的制度现状展开实证研究。全文约33000字,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委派调解的基本概念。委派调解产生于委托调解的司法实践,以《民事诉讼法》中先行调解为合法性依托,曾一度被称之为“立案前的委托调解”,但随着司法解释的不断完善,二者在形式与内容上均已具有诸多差别。如今,委派调解与委托调解、诉前调解、先行调解、法院附设调解、特邀调解、律师特邀调解等相近概念有着诸多的区别与联系。委派调解以司法为民理念、社会共治理念、程序适应性原理、程序选择权理论为理论依托。第二部分为对委派调解的运行机制展开分析。委派调解必须满足起诉要件的合法性、案件类型的合法性、委派调解启动的合法性。委派调解的主体虽然仅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三类,在地方法院的能动创造下,委派调解的具体组织形式远不止三种。委派调解的过程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其他类型的非诉调解的过程具有共性也有个性,但总体而言,其个性大于共性,委派调解基于当事人“同意的合意”而启动,且司法的介入程度与衔接程度更高。第三部分为对委派调解的实证考察。通过对东部某省北部、中部、南部共三所基层法院的走访调研,展现该省人民法院委派调解的运行情况,从纵向掌握到每所基层法院委派调解工作的具体状况。并以数据为基础,结合调研访谈的内容与诉讼理论,横向总结出委派调解中存在当事人诉权保障不当、诉调衔接不流畅、多元化调解组织利用不足与律师特邀调解工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及其成因。第四部分为对委派调解的完善建议。首先,委派调解工作的开展,应合法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不得在未经立法的情况下对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进行任意限缩。其次,委派调解工作的推进,应注意各类纠纷在不同地区调解情况的共性与个性,因地制宜制定最佳的分流委派规则。最后,委派工作的管理,应做到奖惩分明,特别是对于律师特邀调解的改进,有公益性参与型调解与市场化中立型调解两种方案。

关键词： 虚假诉讼   虚假诉讼罪   民事诉讼   司法解释   诉权  

摘要： 虚假诉讼案件频繁发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民诚信、敬畏法律的意识单薄。《刑法修正案(九)》将虚假诉讼行为单独入刑,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虚假诉讼罪的认定,特别是客观构成要件存在模糊认识。为了更好地适用该新增罪名,2018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关于虚假诉讼罪的争议内容做了详尽规定。随着法律规范的逐步细化,理论界也逐渐将本罪的够罪关键点聚焦于具体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相关解释论争议上。通过考察近三年虚假诉讼罪司法裁判不难发现,虚假诉讼行为实践类型丰富多样,行为隐蔽性及迷惑性特征突出。裁判分歧的症结在于面对“非标准虚假诉讼行为案件”时,由于犯罪构成客观要件存在“可能语义”的争议,司法实践常出现适用标准不一的混乱局面。分析其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刑事立法层面将“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作为虚假诉讼罪的成立条件具有逻辑及处罚上的不合理性;理论层面拘泥于刑法教义学框架内的探讨,对民事诉讼视角下虚假诉讼行为本质及构造界定谈论不足。虚假诉讼是法治社会进程下与民事诉讼发展共生的产物,虚假诉讼行为的存在与民事诉讼具有司法裁判被动性、民事权利可处分性特征密切相关。真正解决本罪构成要件的理解适用问题,需要将目光流转与民刑虚假诉讼行为的认识之间,结合诉权理论转换思路从虚假诉讼行为本质入手,抓住虚假诉讼的关键性法律特征,即行为人之间并未发生真实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本质上是无诉权的行为。基于此可以明确虚假诉讼罪的规制本质系惩罚行为人并无“民事诉讼请求权”而恶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客观行为并不限于“无中生有型”捏造事实行为,在实然状态下,“隐瞒真相”与“捏造完全虚构事实”之间并非泾渭分明,“隐瞒真相提起虚假诉讼”也可以实现虚构法律关系,达到无诉权而恶意诉讼的侵害结果。虚假诉讼罪保护的法益是正常司法秩序,其与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之间为递进逻辑关系。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摆脱两者之间在立法上存在的形式逻辑困境。本罪是行为犯,以法院受理案件作为既遂标准,妨害司法秩序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性质及危害程度是综合判断是否需要作为虚假诉讼罪进行处罚的辅助条件。在司法适用中也要注意加强对虚假诉讼行为的民刑治理互动,转变偏向刑事制裁的司法思维,充分考量虚假诉讼行为的民刑衔接协调问题,以期实现不同法域之间的有效互动配合。

关键词： 自动驾驶汽车   产品责任   责任主体   证明责任   赔偿责任   抗辩制度  

摘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自动驾驶时代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最具有前景的应用之一,自动驾驶汽车不仅方便了车上人员的操作,还可以为乘客与其他交通参与者提供明显高于传统机动汽车的安全性能。从这一点上来讲,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与普及,是全社会民众之幸。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其安全性能还有待提升。此外,即便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达到了较高水平,也不能完全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由于自动驾驶汽车属于“产品”,故本文认为应当适用产品责任制度对其事故责任进行规制。然而,毕竟我国现有的产品责任制度是针对传统工业产品制定的,其在面对搭载有人工智能系统的自动驾驶汽车这类特殊产品时,难免会有不适应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对现有的可能适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传统责任制度进行梳理,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制度的一般问题”。首先,该部分对自动驾驶汽车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点,即:自动驾驶汽车是装载了人工智能系统的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的本质是汽车;自动驾驶汽车是具有多种自动化分级的汽车。其次,该部分在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概念与构成要件后,总结了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特征,即:产品责任承担涉及多方主体;产品缺陷与因果关系认定难度较大;产品责任易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发生混合。第二部分为:“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该部分对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法律规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法律规制现状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主体制度存在的问题为未能明确生产者与销售者的范围,未能明确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者等主体的法律地位;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证明制度存在的问题为未能明确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诉讼的证明对象与证明标准;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为未能明确自动驾驶汽车自身损害的赔偿问题、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与责任比例的认定问题;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抗辩制度与相关配套制度亦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第三部分为:“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相关制度的完善”。首先,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主体制度,应当将自动驾驶汽车的成品生产者认定为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者;将销售过程中的所有经销商与零售商认定为自动驾驶汽车的销售者;不宜将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者等其他主体作为产品责任的主体。其次,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证明制度,应当将自动驾驶汽车存在“不合理危险”作为产品缺陷认定的主要标准,在具体认定时可以对美国法中规定的“消费者的合理期待标准”进行借鉴;不宜降低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证明标准;应当允许受害者使用推定的证明方式对产品责任进行证明。再次,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赔偿制度,应当将自动驾驶汽车的自身损害纳入产品责任的救济范围;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赔偿比例的认定可以参考现有机动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方法。最后,应当在完善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抗辩制度的同时,参考现有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与救助基金制度,对我国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强制保险制度与救助基金制度进行构建。

关键词： 消极确认之诉   证明责任   公平原则   分配体系  

摘要： 近年来,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实务中消极确认之诉的实例不断出现,如确认债务不存在的诉讼、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以及不侵权确认的相关诉讼等,然而随着审判实践的深入,一系列相关问题随之显现,其中证明责任分配相关问题尤为明显。鉴于消极确认之诉具有其特殊性,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并不能直接于其适用,而我国《民事诉讼法》亦并未对其进行针对性规定,仅在批复中做出个案批复以供参考,司法实践中,因消极确认之诉中的当事人存在相关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致使个案正义无法实现、各地法院出现裁判不一等情形时有发生。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简要厘定消极确认之诉概念,分析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学说,通过典型案例引出我国现有消极确认之诉证明责任分配情形,为后文消极确认之诉证明责任分配研究奠定基础。第二,分析消极确认之诉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的问题,通过openlaw案例分析和法院、律所调研等实证分析方法,结合消极事实举证责任的分配,从立法缺位、被告证明原则以及主要待证事实模糊等方面分析现有消极确认之诉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引出下文成因分析和体系构建。第三,对消极确认之诉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的问题进行成因分析,主要分析消极确认之诉的特殊性,证明责任实务认定的局限性以及实体法与程序法衔接等方面,对消极确认之诉证明责任分配存在问题的产生原因进行深化,为消极确认之诉证明责任分配体系构建做准备。第四,结合前述消极确认之诉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分析,从其证明责任前端控制、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以及显失公平原则、承担证明责任方减轻主观证明责任、加重非承担证明责任方证明负担等证明责任分配调整机制方面,对消极确认之诉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提出完善建议,试图构建一个关于消极确认之诉的明确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律体系。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法、比较分析法、资料分析法,以相关消极确认之诉案例的研究以及法院调研为基础,分析消极确认之诉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结合国内外对消极确认之诉及其证明责任的研究,依托我国实践,借鉴国外所长,跳出仅研究原、被告证明责任分配的局限,试图构建一个从诉前控制到原、被告证明责任分配进而证明责任分配调整的较为完整的能够明确双方当事人证明责任并适当调整以保证实质公正的消极确认之诉证明责任分配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