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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空抛物   高空坠物   证明责任   案件类型  

摘要： 高空抛坠物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从现有的研究出发,我国学者针对此类问题,着眼于实体法视角下,对于责任性质进行讨论,基于实体法上的归责问题,穿插引入对证明责任分配的讨论,或者是针对证明责任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本文主要从高空抛坠物案件的案件类型出发,从程序法民事证明责任的角度,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首先为绪论,在绪论中笔者根据文章的撰写背景等进行描述,论述选题的意义所在。同时对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为后文归纳总结出关于高空抛坠物问题存在过什么样的问题,达成了哪些方面的共识,还有哪些方面存疑有待讨论,目前学术界的讨论是否存在真空地带等。第一章从重庆烟灰缸案谈起,梳理脉络,为问题的提出做铺垫。结合近年来的典型案例,论述案件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证明责任划分上存在的问题。第二章通过制度层面、运行层面以及学理层面三方面,对高空抛坠物案件及其证明责任展开理论分析。论述重新对案件类型进行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为后文对高空抛坠物案件的案件类型进行划分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是针对高空抛坠物案件进行一步一步地细致划分,从大到小进行类型的细化。对于高空抛物案件,从其实体法规定出发,论述划分依据以及划分类型;对于高空坠物案件,从司法实践案例着手,阐述不同的案件中哪些存有相通的特征,以此作为划分依据进行论述,并对案件类型作出划分。第四章是以侵权责任规则以及证明责任的配置逻辑为基础展开论述。根据证明责任的配置逻辑的不同,对证明责任作出类型划分,总结归纳出四种类型,适用实践中产生的不同类型案件。最后一部分为结语,顾名思义总结本文的观点,也是为了下一次对于这个话题的研究。对我国以及域外关于证明责任的相关规定进行总结概述,对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的体系总结归纳。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实施权   证明责任   惩罚性赔偿金  

摘要： 《民法典》第1232条首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应用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领域,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就该条如何适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安排,并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可以“参照”该解释。不过,如何“参照”适用相应规则仍有若干问题亟待解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请求的诉讼实施权的来源是什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分配是否遵循一般规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如何加以确定?以上问题均须考量惩罚性赔偿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方能回应。除引言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探索。从司法实践来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经历了从“无法律根据”到“以《民法典》第1232条为根据”的两个阶段。但由于《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得较为笼统,对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主体——“被侵权人”——应当如何理解以及能否进行扩大解释引起了理论界大量探讨。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立法解释等角度出发,《民法典》第1232条没有为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提供法律根据,并且没有留有扩大解释的余地。因此,如何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妥当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进一步分析。第二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的来源。环境公、私益的区分构成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配置的基础。现行立法下,私主体无公益性诉讼实施权,反之亦然。因此,私益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同公益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应当分立。较为妥当的方案是直接规定国家规定的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也即直接赋予实体权利使其获得诉讼实施权。第三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证明责任。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证明对象与证明责任分配均存在独有的特点。在证明对象方面,原告必须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具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以及造成实际且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的结果。在证明责任分配方面,过错与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均无须倒置,由公益诉讼原告承担。第四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宜采用基数倍数法,应当以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而不是广义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全部数额。至于倍数,由法律确定一定范围,法官结合个案进行裁量较为合理。衡量惩罚性赔偿金的特殊因素包括,是否被处以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是否包含惩罚性因素等。最后,必须进行相应程序安排以规范法官的裁量,具体表现为在请求不妥当时,法官应释明增加或变更惩罚性赔偿请求;法官应依职权调查收集用以裁量惩罚性赔偿金的证据;法官应就惩罚性赔偿金的裁量及时充分公开心证。

关键词： 医患纠纷   调解   诉讼   诉调对接  

摘要： 医患纠纷具有主体特殊、内容复杂、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导致患方处于弱势地位。若无法有效维权,医闹便会时常发生,从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民事纠纷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案件数量的正增长导致诉讼解决纠纷的局限性愈发凸显,司法机关开始将诉调对接机制作为一种新型纠纷解决方式进行探索并用于实践,在解决纠纷方面取得不错的成效。为了完善我国的医患纠纷诉调对接机制,从医患纠纷的关系入手,辩证分析依靠调解或诉讼单一方式解决医患纠纷的优势及不足,引入诉调对接机制解决医患纠纷,将法院诉讼、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相互衔接,有效弱化矛盾双方的对立关系,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通过考察我国北京、上海、浙江宁波等几个地区对医患纠纷诉调对接解决方式,总结出医患纠纷诉调对接方式存在的问题,如缺乏对诉调对接的角色定位、组织程序立法严重滞后、调解制度的作用得不到发挥、诉前和诉中委托调解的方式尚未达到理想效果以及司法确认制度不够完善。因此应当明确诉调对接机制中各自的角色定位、完善诉调对接机制的法律法规、明确诉前调解的范围和委托调解的方式、促进调解队伍专业化发展、完善司法确认制度等建议,进而解决我国当前化解医患纠纷难题,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 国际法院   公益诉讼   诉权   共同利益   对一切义务  

摘要： 本文主要以国际法院的相关案例和相关国际条约为素材,意在澄清公益诉讼在国际法院已是长期实践的事实。本文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所选取的案例以国际法院关涉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诉讼案件为主,兼论国际法院的相关咨询案件。第一章首先从国际公益诉讼的概念出发,指出国际法对于公益诉讼的认知主要根植于国内法上的公益诉讼,并根据国内法公益诉讼的特点尝试对国际公益诉讼进行定义。第一章接着梳理国际公益诉讼的历史与发展进程,指出传统国际法中,并不存在对公益诉讼的制度安排和相关理论,只存在类似公益诉讼的片断的,孤立的,不成体系的偶发性事件,而随着现代国际法保护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即开始对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进行保护,公益诉讼始有其存在的组织基础和法律基础,并概述其现状。第一章最后聚焦到国际法院,指出唯有重视国际法院在发展国际法的权威性以及其受理案件和法律解释的普遍性,才能够将国际公益诉讼的研究做好,把握其内在规律,并结合《国际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固有的特点,提出国际法院公益诉讼的基本构造第二至四章以时间为主线,“共同利益”与“对一切义务”两个重要概念的交汇为副线,提出可以将国际法院的公益诉讼分为三个阶段。这三章作为正文的主体部分,每一章以三个典型案例分别展开,介绍及评述法院的裁判要点、重要的法律概念和制度以及判决的影响,据此梳理本阶段国际法院对国际公益诉讼领域的立场、贡献和影响。第二章以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概念的提出为线索,以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提出保留的咨询案、西南非洲案和北喀麦隆案为典型案例,揭示公益诉讼的生成与非殖民化进程密不可分,以及国际法院最初对公益诉讼的保守立场;第三章以“对一切义务”概念的提出和传播为线索,以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第二阶段)、核试验案和东帝汶案为典型案例,表明个别利益和自我利益的保护是公益诉讼发展的驱动力和重要特征,以及法院的徘徊立场;第四章以“共同利益”和“对一切义务”的交汇为线索,以或起诉或引渡案、南极洲捕鲸案和冈比亚诉缅甸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案(指示临时措施)为典型案例,指出已发展出纯粹为保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公益诉讼,国际法院的立场也已转向支持此类诉讼。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公益诉讼的概念虽未体现于《国际法院规约》,但已在国际法院得到充分实践,其立场已转为实质支持公益诉讼,但这能对传统国家间诉讼程序发生何种突破,尚待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 刑事推定   刑事证明   证明责任   证明标准  

摘要： 刑事推定是刑事诉讼中司法工作人员根据已经证明的基础事实来认定推定事实成立的方法。作为一种替代司法证明的事实认定方法,刑事推定具有弥补特定案件证据短缺、缓解特定案件事实证明困难与提升刑事追诉效率等方面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理论与实务界对于刑事推定司法适用的条件、规则等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导致错误适用、泛化适用等现象的出现。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调庭审实质化,在此背景下更需严格审视刑事推定的司法适用问题,避免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乃至架空证据裁判原则。对刑事推定的司法适用问题,可以通过在中国法院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相关的刑事判决书进行研究。结合查阅裁判文书、论文专著以及向实务人员进行调查等方法,可发现刑事推定司法适用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控诉机关对基础事实的证明不全面、不确实。在认定基础事实时,忽视对部分事实的确切的证明,从而欠缺适用刑事推定的先决条件。第二,审判人员受到有罪推定思维的影响,在适用刑事推定时先入为主地认定有罪事实的成立,漠视与否定被告人就推定所提出的反驳意见。第三,适用刑事推定时相关证据规则不明确。审判人员针对刑事推定的适用,在把握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规则时,存在因案而异的现象。第四,对司法人员适用刑事推定的过程欠缺有效的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是否适用刑事推定,如何适用推定,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有效监督的欠缺,严重威胁司法公正的实现。在证明案件事实时,刑事推定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司法人员积极、正确地利用刑事推定,可以在保障人权的同时更为有效地实现打击犯罪的效果。但是,刑事推定是把“双刃剑”,如果错误适用与泛化适用,将严重冲击刑事追诉的证据基础,弱化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为了在刑事诉讼中正确地利用刑事推定的方法,应当清楚地界定推定、推论与推理之间的关系,区分推定与证明之不同,应当正确认识刑事推定之可反驳性,明确刑事推定规则的法定性,坚持“基础事实清楚”这一刑事推定适用的先决条件。具体而言,应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坚持刑事推定适用的基础事实条件,要求对基础事实进行全面的、确切的司法证明,否则不可推定任何事实的成立;在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对推定的犯罪要素以外的犯罪构成事实,必须经过司法证明才能认定。第二,尊重与强化被告人对刑事推定反驳的诉讼权利,规范审判人员的心证,为此审判人员应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任何反驳均应当加以回应并予以详细的理由阐释。第三,完善与刑事推定相关的证据规则。应通过司法解释、典型案例等方式,对涉及刑事推定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其实践掌握标准加以明确规定。第四,强化对司法人员适用刑事推定的监督,包括心证适当公开、案件质量评查、检察监督等。

关键词： 初中历史   案例教学   基本原则   运用策略  

摘要： 初中历史教学面临着教学改革和创新的问题。由于历史教学的特殊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的理解与记忆，从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出发，在初中历史教学当中，教师需要确保学生在学习相关知识时充分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信息。案例教学法与初中历史的教学具有极强的契合性，教师可以将历史教材中的理论与具体历史事件相结合，增强学生理解。

关键词： 元代社长   调解   基层治理   无讼思想  

摘要： 元朝统治领域广、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导致社会交往中民事纠纷繁杂。面对诉讼繁杂的社会现实,元朝除正式的司法审理外,广泛采取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民间调解中特别是由地方基层人员的社长调解,对处理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社长调解为民间调解,其依附于社制。元世祖时期,至元七年(1270年)立社。社作为元代农村基层组织,其编制主要以五十户自然村落为基础,在社中推举出的社长是其中的主要负责人。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代成文法《至元新格》中明文规定由地方基层人员社长进行调解。初期,在元世祖重农政策下,社长职能以督促和勉励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发展为目的,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职责增加延伸出调解纠纷的职能。社长调解职能主要涉及婚姻、家财、田宅,债负等各类社众之间常见的纠纷问题,其调解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官府认可。通过处理大量民事纠纷,元代社长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官府诉讼压力,完善社会基层治理,实现相对和谐的状态。同时,作为民间自行调解的社长调解制度中体现出古人“无讼”、“息讼”的文化价值追求。 元代社长调解制度的特色展现在以下方面:元代社长调解制度是基层人员调解法律化、制度化的表现,官府认可社长调解的效力,在村社内具有较高的威信;社长不是审判人员,调解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特征;社长调解纠纷注重“以理谕解”的方式,同时发挥对社民的教化作用。首先,本文章基于元代复杂的基层管理需要、讼累现象阻碍农业恢复和发展和受儒家“无讼”思想指导来从三个方面分析元代社长调解制度形成的背景。其次,通过史料分析说明元代社长的设置及选任,社长调解制度的调解形式,调解范围以及调解效力。最后,分析总结元代社长调解制度的特色,对元代社长调解制度的从积极影响和制度缺陷两方面进行评价,并从实践价值分析元代社长调解制度对当前社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社长调解制度体现传统“无讼”文化。新时代法治理念下,需要我们对“无讼”文化正确认识,使“无讼”文化推进我国法治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社长作为基层人员进行的调解,体现元代运用基层人员处理纠纷,强化基层治理的智慧,对当前人民调解创新发展和乡村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民间借贷   借贷合意   证明责任   证据  

摘要： 自然人间的民间借贷因其便捷高效已经逐渐成为公民借贷的首选,随之而来的是基数大导致的案件量增多、案情复杂等新的问题,其中以不存留借条、欠条等借贷合意文件最为突出。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进行修订,但多围绕民间借贷利率问题展开,规制上述问题的仍是原《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相关规定。笔者通过梳理近5年来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第17条为判决依据的220件自然人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发现,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对此理解并不一致,审判标准并不统一。通过对案件的审判思路逐一分析以及对比案件涉及证据和审判结果发现主要问题集中于对证明责任划分混乱、对证据的证明力认定标准不统一。而后笔者以问题视角,分别对不同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分析及法律规定、理论提出标准建议。证明责任分配混乱的原因主要包括法院指导性意见不统一,被告应付义务要求不统一以及有关赠与行为的审查标准不统一,而为逐一解决这些原因性问题,笔者认为被告放弃答辩应视为原告完成证明责任,被告应当对抗辩事实存在负证明责任,且被告对赠与事实的说明标准应当高于其他抗辩事实。证据证明力不同的原因主要包括证据采信混乱,公民隐私保护对证据认定存在影响以及证人拒绝出庭的影响力不明确,为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分别从隐私保护,证人证言审查及其他兜底性一般标准给出建议。最后在得出一般案件的证明标准后,为应对恋人及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借贷合意的影响,从形式要件必要性及法律冲突两个角度提出特殊标准建议,即要摒弃一味追求形式上民间借贷合意的观念,以案涉金额与经济状况的相关性为主要审查标准,有所倾斜的分配举证责任。

关键词： 法院   公共司法服务   供给模式优化  

摘要： 法院是提供审判服务这类公共产品的国家重要部门,它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法院在社会公共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站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下,司法是政府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审判权的每一次运行过程都是一个以个案裁判为媒介的司共产品的供给过程。如何给社会供给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每一个法院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立足司法部门参与公共治理的实践,深入探讨司法审判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的优化很有意义。本文就是通过深度访谈法实地调研四川省遂宁法院系统“123模式”实现优质高效司法服务的各类资料、数据、情况。通过问卷调研法得到审判流程再造的卡点,案例研究法分析该供给模式优化的典型性。最后从分类分层的人才培养、标准化诉讼服体系、审辅事务剥离引入市场参与公共产品提供三个方面梳理遂宁市法院的经验,总结出可以在全国其他法院推广的一般经验。通过该案例,可以得到如何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公共服务产品,转变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职能的对策和建议,主要包括:一是分类分层人才战略是高效服务基本前提,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123模式”可以借鉴的核心经验就是分类分层人才培育和管理。突出精准培养,进行分类选育。二是标准化诉讼服务体系是数字赋能治理实践,将流程摸清楚,借助数字治理的东风实现规范化操作,形成标准化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笔者认为在其他公共治理领域也具有同样的可操作性。三是审辅事务剥离是市场提供公共服务路径。适当引入社会力量,市场化运行提供公共产品是可行之策。改革就是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使人才与技术发挥最大潜能。

关键词： 行政处罚   主观过错   过错推定   证明责任   经验法则  

摘要： 《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修改完成后,主观过错被正式写入法条,行政处罚领域的过错推定制度油然而生,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似乎也随之告一段落。然而,这种有悖于一般证明逻辑的归责方式可能导致相对人的举证难度有所增加,社会公正受到损害,宪法保护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精神无形之中发生偏离。维护行政效率不能成为行政处罚领域适用过错推定制度的正当理由,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过错原则上应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借助经验法则予以证明。本文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5条第2款、《食品安全法》第136条所涉两类案件进行归纳与总结,发现相应领域经实践检视后所形成的执法经验对认定主观过错有所帮助,由行政机关证明相对人具有主观过错没有想象中繁琐与复杂。同时,参考不同地区行政处罚归责制度的发展历程,适用过错推定制度或许是最终走向过错原则的过渡阶段。通过听取相对人就自己不存在主观过错所作的陈述申辩,积累不同领域认定主观过错的执法经验,可以帮助行政机关获取证明相对人具有主观过错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