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文献中心 更多>>

关键词： 被告人权利   刑事缺席审判   救济机制  

摘要： 随着《刑事诉讼法》中新增“缺席审判”这一独立章节,以及最高院在2021年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文将简称为新《刑诉解释》)。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从建立到逐步完善,营造出一种兼顾公正与效率的氛围。然而,在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还存在着不足,尚有改进的余地。新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出现必然会带来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缺席审判这一章节中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的规定也不尽完备,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司法实践角度,都需要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被告人的权利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缺席审判程序的规定不够完备,对缺席被告人权利的特别保护也不够周到。在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已建立的情况下,应怎样才能使被告人的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并为其提供救济。本文就此问题共分为四个章节进行展开论述。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是对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总体制度性认识。通过分析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文,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界定刑事缺席审判的基本概念并总结出刑事缺席审判不同类型间的差异,分析该制度区别于普通程序的特性。理解分析刑事缺席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必要性,并理清我国被告人在刑事缺席审判中四项权利的立法和司法保障现状。第二章通过缺席被告人的知情权、辩护权、上诉和异议权四个方面,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对我国刑事缺席案件中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困境进行了较为详细剖析。第三章节从被告人在刑事缺席审判中的四种主要权利入手,对国外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对各国在刑事缺席审判中对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的比较,分析对我国制度完善的启示,以期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被告人权利保障提供借鉴经验。第四章节是针对第二章被告人权利困境分析中得出的相关问题,借鉴域外实践经验,结合我国法律规定和实际国情,提出可行性的建议方案。总之,本文意在全国反腐败浪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针对新设立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分析制度在立法设计和司法适用方面存在的一些瑕疵,并结合域外经验和我国司法现状提出一些见解,以期为该制度的研究和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 公安行政调解   民事纠纷   调解协议   法律效力  

摘要： 公安行政调解是指在公安机关主持下,人民警察依据法定职权对涉及公安行政管理范围内的民事纠纷通过说服教育等方式促成纠纷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公安行政调解行为与调解协议两者相关联,公安行政调解行为是前提,公安调解协议是调解行为的载体。现实中,公安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受到规范供给不足、调解范围不明、取证程序不严、监督机制缺位等因素限制,导致现实中调解协议履行得不到保障而再起纠纷、公安调解协议在诉讼中不被认可、调解协议因调解行为违法被撤销等问题出现。古代官府自行调解、官批民调两种制度奠定了中国官方调解纠纷的文化基础,与当代公安行政调解制度有所衔接。现代不同国家在警察调解行为的定性、调解人员意见效力、书面调解协议效力等方面内容各不相同。公安行政调解凭借公安机关权威性、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等,存在事实上的约束力,即具有软法上特征和功能。从类型化角度看,公安行政调解行为在不同类型的纠纷调解中定位不同;从阶段性角度看,公安行政调解协议在调解协商（或反悔）、达成调解协议（或反悔）、履行调解协议（或反悔）、履行完毕（或反悔）四个阶段作用逻辑也各不相同。完善公安行政调解法律效力是推动诉源治理、维护公安权威性、提升社会治理质效、促进公民利益最大化的应有之义。需要构建公安行政调解法律制度体系、明确公安行政调解协议民事合同性质及约束力、衔接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公安行政调解监督与救济等硬法上的方式或机制,保障公安行政调解更有效地实施,发挥公安行政调解在社会治理中更大的效能。

关键词： 专家辅助人   数据分析法   诉讼地位   程序   资格要求  

摘要：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初衷是更好的帮助当事人在专门性问题上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帮助法官对专门性问题进行理解,进而使其更好的认定案件事实。但实践中专家辅助人在面对鉴定意见时,很少能够动摇法官对鉴定意见的依赖,无法发挥制度最初设置的作用。现有的关于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文章中,绝大多数都是从理论层面对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者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个案的角度出发对专家辅助人进行研究。虽然已经出现过采用数据分析方法对专家辅助人进行研究的文章,但往往只关注其中的一方面的问题,该方法适用并不全面。因此本文采用数据分析法对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各方面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并提出自己对该制度的完善建议。本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专家辅助人称谓的由来是学理界为区分专家辅助人与技术侦查人员、鉴定人员而采用的专门称谓。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是为解决鉴定制度的问题而创造出的专门制度。专家辅助人和当事人之间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专家辅助人的性质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相同。专家辅助人制度有着提高质证的效率、倒逼鉴定人员提高鉴定水平、防止鉴定意见的滥用的作用。第二章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上传的判决文书作为数据的来源,对判决文书进行仔细阅读和数据的甄别,再对实践中的专家辅助人的角色定位不同、专家辅助人参与案件数量的年份分布、专家辅助人的案件参与率、聘请专家辅助人的主体数量和采纳率等方面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以图表的方式呈现出来。进而归纳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实践现状存在着案件参与率低、庭审活动不规范以及辩方专家辅助人采纳率过低的问题。结合有关数据、相关法律和对从业律师的访谈结果中分析问题背后隐含着专家辅助人获取的案件信息过少、法官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和专家意见的效力不明、权利义务没有进行详细规定的原因。第三章主要针对上述问题对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对专家辅助人的资格要求设置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并对审查主体和程序进行尝试规定。明确专家辅助人的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是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重中之重。对专家辅助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具体程序进行明确规定,建议赋予专家辅助人独立的诉讼地位,并对专家辅助人进行统一的行业管理,引导其形成行业协会,管理和监督专家辅助人的活动。

关键词： 法院   院庭长   审判监督   审判管理   司法责任制  

摘要： 司法责任制改革以来,对法院传统的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模式去“行政化”成效显著。但实践中也带来院庭长不愿放权、不敢监督、不善管理,法官素质与能力参差不齐、案件质效不高、裁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要正确认识处理审判权的独立运行与审判监督管理权的规范行使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目前对审判监督管理权的改革从理念认识到制度设计上正在逐步深化,需要我们在具体的实践操作和机制运行方面深入研究探索,建立并完善符合审判规律的监督管理方式,拿出一套与司法责任制全面对接、实用管用的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运行机制。本文以东营两级法院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能运行现状为切入点,主要研究对司改背景下对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能的重新审视,思考确定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改革的基本思路并构建相应的工作机制。具体来说:一是制度改革情况,总结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发展的历史脉络,对现行有效的院庭长的监督管理职责为内容的规则体系进行梳理,总结现行规则的基本内容,并以东营法院办案情况、规范制度情况展现改革成效。二是实践操作情况,从实证分析入手,以东营两级法院为例,总结在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方面的经验教训,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究解决问题的路径,理清审判权与审判监督管理权的界限,明确职责准确定位,科学规范院庭长的审判监督管理工作。三是典型实践情况,从各地法院典型实践中借鉴吸取经验,寻求完善机制的方式手段。四是完善运行机制,从对策建议层面,发挥专业法官会议的咨询与指导功能,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提高审判监督管理效率,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流转程序。本文研究思路是从不同时期最高法院出台的审判监督管理制度文件以及在实践中的运行成效可以探究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的嬗变轨迹及时代局限,当前司法责任制改革下审判权力运行状况则呈现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的实践摸索结果,以东营法院实践情况反映出院庭长审判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由此辨析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的价值定位及功能走向,从典型实践、有益探索中借鉴成功经验,最终构建新形势下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内在规律性、排他性与审判监督管理权对审判活动保持必要控制间,存在天然的张力和冲突性,反映在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运行机制发展过程中,就是权力此消彼长、强弱交替的表现,在审判权和审判监督管理权间找准把握平衡点,需要建立符合司法实践的科学规范的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机制,设立明确的“权力清单”和责任体系,解决实践中院庭长监督管理弱化带来的裁判标准不统一、案件质效不高问题。通过制定实施具有约束力的内部规范性文件,明确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的权界范围、运行规程,建设性地提出文书备案制和三级法官会议制度,并借助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监督管理全程留痕,以智慧法院成果支撑司法管理,夯实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运行机制,形成一套符合审判规律和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的权责明晰、监督有序、公开透明、监督留痕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释放公正司法力量,维护人民群众的的合法权益,夯实依法治国的实践根基。

关键词： 信用监管   失信行为   合法性原则   法律救济   程序  

摘要： 信用监管工具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记录、收集、使用、评价行政相对人的公共信用信息,通过提高或者降低信用主体的社会信用评价来激励或惩戒相对人,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规制工具。其本质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信息为基础,不对其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而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获取的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记录进行信用评价,并在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予以公开,以行政主体主导,通过多部门联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对社会信用主体进行联合惩戒或联合激励等一系列行政行为。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不断完善,信用监管工具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工具,贯穿了事前、事中和事后各个环节,在我国社会治理中备受推崇和信赖,被广泛运用于多个行业领域。由于信用监管模式具有复合性,实施的后果具有特殊性,导致信用监管工具的实际运用中存在着重大的法治难题,主要表现为信用监管工具的规范依据模糊;信用记录环节数据标准不统一,整合环节“信息孤岛”的局面难以破除以及信用服务机构发展不充分导致实践中公共信用信息难以共享;司法实践中对信用监管对象权利救济不足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信用监管工具的“合法性”依据不足,行为过程中信用监管工具的具体标准的缺失以及对信用主体的权益保障不够。这在客观上促使了公权力在信用监管过程中的扩张,为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从行政法的角度对信用监管工具进行分析和研究。因此,为保障信用监管工具与行政法治的正向互动,在二者之间平衡实效性和合法性,应加强对信用监管工具的规制,具体措施应从加快推进社会统一信用立法、完善信用监管工具的执法程序、健全信用监管工具的法律救济途径等方面促使信用监管工具运行合法合理,从而将信用监管工具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之内。

关键词： 生态环境侵权   惩罚性赔偿   适用要件   证明责任   惩罚性赔偿金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自此,生态环境侵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得以确立。2022年1月12日,最高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从适用范围、适用要件、赔偿金的确定以及程序保障等方面,对《民法典》第1232条作了具体解释。然而,通过对现行规范和司法判决进行分析考察可以发现,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法律依据不足。《民法典》第1232条中“被侵权人”范围不明,直接以司法解释作为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法律依据的正当性不足。二是适用要件不合理。未将重大过失纳入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范围、客观违法性规定过于宽泛、损害后果严重程度判断标准模糊。三是证明规则不完善。证明责任的分配未考虑不同诉讼中原告主体举证能力差异,未明确适用要件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四是惩罚性赔偿金确定和归属机制不健全。对相关影响因素缺乏量化性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缺乏明确规定。对于现有的不足,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一是在请求权主体方面,应通过赋予检察机关、“国家规定的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组织”等公益诉讼主体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方式,确立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二是在适用要件方面,应将重大过失纳入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范围;客观违法性法律依据应当限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民事法律;不同损害严重程度的认定,可以参照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标准。三是在证明规则方面,应根据诉讼类型的不同确定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生态环境公益诉讼采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私益诉讼中,客观要件采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主观要件采用过错责任倒置规则。同时,上述要件的证明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即可。四是在惩罚性赔偿金方面,应通过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量化性规定和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最高额和最低额的方式,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区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私益诉讼,公益诉讼中归属于专门的惩罚性赔偿基金会,私益诉讼中归属于提起诉讼的被侵权人。

关键词： 章引言   章起始课   基本原则   教学建议  

摘要： 数学课程标准的一个重要改进是强调整体把握课程，为了回应这一课改要点，处理好章起始课是关键.文章提出了中学数学教科书章引言设置的四条基本原则，即先行组织原则、新知引入原则、学生中心原则、内容匹配原则.基于章引言设置的基本原则，文章对教师使用章起始课教学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 违约金酌减   预先弃权   强制性规定   诉权   总则编  

摘要： 排除违约金酌减的约定在实践中并不少见,且与当事人权益密切相关,尤其当涉及高额违约金时,其相关问题确有解决的必要。如果能探究清楚,对于司法实践能有较好的指引作用,从而遇到相关问题时能作出合理、统一的判决。对于排除违约金酌减效力的问题,目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从价值、利益衡量的角度判断是否应当认定其无效,但是,在具体的法条解释、适用方面,应当适用哪种无效或可撤销规定,学者则并未充分讨论。实践中相关判决往往直接回避该约定,径行酌减对违约金,即使明确认定其无效,理由也存在问题:不仅较为笼统,如“根据公平、诚信原则”等,也较不统一,可见不存在共识。但另一方面,学界对各类无效、可撤销事由本身的论述已经十分丰富。因此,本文试图将这两个方面进行衔接,即是说,在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定进一步解释的基础上,就排除违约金酌减约定的法律适用问题给出笔者的方案。正文的第一章,本文梳理了学者关于该问题的正反观点,并检索归纳了法院的有关判决。笔者认为,该种梳理有其必要性,因为只有微观地考察各种观点的理路,并根据其各自的角度进行归类,才能看出存在争议的焦点在何处,从而有针对性地研究。为判断《民法典》第585条第1款是否为强行性规定,在第二章中,本文先行讨论了强行性规范的相关概念体系。第一节介绍了任意性、强行性规范的区分;第二节介绍了对强行性规范作进一步分类的几种学说;第三节则基于第二节介绍的理论对《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进行解释。据此,在第三章中,本文对问题进行回答。第一节论证请求调整违约金的权利并非诉权,故该款并非因为规定了诉权而成为强行性规定。第二节论证《民法典》585条第2款并非153条第1款的“强行性规定”,故不能适用该条。最后提出结论:《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因其规范目的而应被认定为强行性规定,该款虽未明文规定“预先排除违约金酌减请求权特约无效”,但可从中续造出此条规则。第四章中,本文尝试探讨其他效力瑕疵规范能否适用于排除违约金酌减权特约。第一节讨论了《民法典》153条第2款背俗无效条款的适用,结论是违法无效和背俗无效的要件之间无交叉关系,法律行为若违法无效,便不存在背俗无效的适用空间;第二节讨论了《民法典》151条显失公平制度的适用,结论是虽然存在违法和显失公平竞合的行为,但由于无效法律行为原则上不可撤销,故排除酌减特约也无法适用显失公平制度。综上,至少在民事领域,排除违约金酌减的约定应无效,因其规范目的在于限制合同自由,防止不公平。但当前法院的几种适用方法都不妥当。应通过法律解释或漏洞填补的方法,从《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中续造出“预先放弃违约金酌减权无效”的规则,并适用该规定认定其无效。而不能以该权利属于诉权为由认定其为强行性规定,也不能适用《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因该款只适用于违反公法上的行为规范(许为规范)的法律行为。同时,该特约也不能适用背俗无效和显失公平可撤销规则。最后,笔者认为,对于商事合同应另做讨论,应承认部分类型的商事合同中的该特约有效,如针对社会进行融资的合同等。

关键词： 对一切义务   国际法院   诉权  

摘要： “对一切义务”产生于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其首次出现于“巴塞罗那电力公司案”的判决,关于“对一切义务”的争论自此就没有停止过。“对一切义务”在国际法体系中,还常被译为“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可以看出该概念实际上显示了当前国际法体系中,国际社会对于某些整体性的、共同性的利益的维护和追求。国际法院作为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司法机构,其对于“对一切义务”的适用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与国际法院的管辖权规则的关系中,尤其是诉权规则。“对一切义务”对诉权规则的突破体现在,任何国家(或是条约缔约国)都可以对违反义务国提出权利主张、援引该国的国家责任,而不需要证明自身的实质利益受到特别损害。于是,原先在国际诉讼中需要证明的国家基于一国违反义务所享有的法律利益范围扩大至具有“对一切”性质的法律利益,从而使当事国的主体范围也随之扩大。“对一切义务”体现了当前国际法的价值取向,而国际法院在实践中,对适用该概念的态度和立场也逐步发生改变,从回避、谨慎变为回应、认可。虽然目前国际法院认可了一国建立在他国履行“对一切义务”的基础上享有诉讼资格,有突破诉权规则的倾向,但具体的案件适用上还有一定的解释空间,并且国家法院实质上仍坚持在符合管辖权规则的前提下,才会承认“对一切义务”与诉权的积极关联。因此,还需要国际法院更加具体地去对“对一切义务”的适用进行论证和阐述,以避免发生国家滥用诉权,使得国际法院司法权威降低的情形。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   仲裁   调解  

摘要：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跨境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投资额有望在2030年底前达到数万亿美元,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这可能引发一个问题:如何解决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工程引起的争议,以及作为政府间投资协定中通常用于解决投资争端以及执行国际投资仲裁条款方式的一种替代方案,是否会出现一种解决争议的多边法律制度。本文综合考虑BRI未创设新的多边框架的现状,探析BRI参与国和投资者面临的挑战,为争端解决机制如何运行提供更深层次法律视角的理解。BRI终将建立新的法律规范和机构,其架构已经清晰可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便是建立争端解决机制以应对BRI项目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这种新机制未必与传统的争端解决机制兼容,尤其是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