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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院   信息化   区块链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大数据  

摘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5G等前沿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智慧化、数字化成为发展趋势,及时回应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Y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发达省份的中游法院,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未来,要在过去的基础上充分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扎实推动法院工作与科技深度融合,依靠科技创新驱动Y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迈向更高层次,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本文以Y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专家访谈法、案例研究法等多种方式进行多维度的研究。首先指出研究背景和意义,论述法院信息化建设相关概念和理论,介绍国内外法院信息化建设研究概况。随后,介绍Y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机构及人员,从诉讼服务和审执工作两个角度描述Y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现状,接着,重点分析Y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问题包括人工智能水平较低、前沿技术应用较少、大数据作用未发挥、建设理念不够先进等,原因包括硬件设施配备不足、软件系统有待优化、配套支撑仍需完善、队伍建设有待优化。然后,介绍上海法院、深圳法院、互联网法院的信息化建设经验,为Y市法院信息化建设提供借鉴。最后,提出Y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策略,主要分为六个方面,分别是推进基础软硬件升级、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区块链技术应用、推进大数据共享与应用、完善信息化建设配套支撑、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希望本研究成果能够为Y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提供行之有效的策略,切实改善Y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实现信息化建设弯道超车,使Y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水平达到全省前列。同时,也希望能为其他同级法院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二重股东派生诉讼   母子公司   诉讼主体   前置程序   预防机制  

摘要： 自设立单一股东派生诉讼后,投资者对于自身与公司的权益保护意识逐步提升,公司的形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单一、平面的样式,逐步转变为复杂、嵌套的架构。特别是母子公司的形式渐渐凸显,并逐步为人们所熟知。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新的问题。当子公司董事等主体侵害该公司权益时,由于上述董事为实际侵权人,子公司对他们提起诉讼、追究责任的可能性非常之低。而子公司的董事往往是由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所任命,他们的侵权行为常常是在这些实际控制人的授意下实施的。因此,母公司提起单一股东派生诉讼也几无可能。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我国曾在2016年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中引入了二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该制度接连突破母公司与子公司两重法人,使母公司股东具备了原告资格。遗憾的是,相关条文在公布时被删除。2021年《公司法（修订草案）》落地,该草案第188条第4款再次规定了二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如果能够适时引入这一制度,便能对母、子公司受损的权益予以挽救。本文以构建我国的该制度为目的,从四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着重对该制度的理论基础予以明晰。首先,从概念、性质、特点三个维度对该制度进行概述;然后,对反对建立该制度的学说予以批驳、对支持建立该制度的学说进行剖析,明确其理论价值。第二部分为该制度的现实基础分析,主要从可行性与必要性两个层面展开。在可行性层面,以实现公司治理与保护股东权权益为着力点;在必要性层面,以立法实践与司法需求为抓手。第三部分为该制度的域外实践经验,以美国、日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该制度在两国的缘起、发展、完善的过程,总结对我国有益的经验。第四部分为该制度的具体设计建议。主要从适用前提、诉讼主体、前置程序、预防机制四个维度展开。在适用前提方面,对母子公司关系和子公司的重要程度进行限定;在诉讼主体方面,则从适格原告与被告范围两个角度进行构建;在前置程序方面,在分析设立该程序性要件之原因的基础上,对具体的请求顺序进行设定,同时明确相应的豁免情形;在预防机制方面,从赋予监事会阻却诉讼的权利、增设诉讼费用担保制度两个层面予以完善,降低滥诉问题发生的可能。

关键词： 诉讼时效   证明责任   具体举证责任   事实推定  

摘要： 得益于我国诉讼法学者对证明责任理论的积极引入以及本土化建构的努力,我国理论界对于诉讼时效客观证明责任当采规范说已无太大争议。但是对诉讼时效证明责任进行立法和司法实践考察后,却发现理论与立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暗藏分歧。在立法层面,一方面,虽然举证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说已得到立法确认,但是举证证明责任这一概念的创设与倡导并未有效缓解主、客观证明责任内涵和功能上的混乱,也难以包容具体举证责任的异质性。另一方面,在《民法典》释义书中,最高人民法院采用了“义务人承担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责任”这一观点,反映了在我国诉讼时效抗辩体系下对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分歧。在司法实践层面,从诉讼时效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看,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官将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等要件事实的客观证明责任倒置给义务人承担,二是法官采用非规范说分配客观证明责任。从诉讼时效的主观证明责任分配角度看,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事实推定规则适用失范,导致某一方当事人承担过重的具体举证责任,甚至在实质上改变了诉讼时效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结果。究其原因,一是在诉讼时效制度视阈下,保护权利人的司法裁判理念、诉讼时效抗辩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对诉讼时效的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造成了障碍;二是在证明责任制度视阈下,伴随着司法实践的日益复杂化,举证证明责任的双重涵义说渐已力不从心,并引起主、客观证明责任概念和功能上的混淆,以及事实推定的适用失范等问题。对此,笔者主张,首先,应当严格按照规范说分配诉讼时效的客观证明责任;其次,在坚守证明责任规范说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完善具体举证责任制度来缓和我国法律文化语境下诉讼时效客观证明责任带来伦理危机、弥补客观证明责任功能上的缺陷和调整当事人的证明负担;最后,在具体举证责任的视野下,应当引入表见证明规则,使之与间接证明规则有机结合,共同构成我国事实推定的二元体系,从而规范法官在诉讼时效具体举证责任分配中的权力,更好地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意旨。

关键词： 虚假陈述   前置程序   证明责任   重大性  

摘要：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前置程序规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中正式确立。具体是指,原告当事人在提起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时,以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查处结果、以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为依据的,人民法院方予依法受理。2022年1月21日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正式取消前置程序。该程序在近20年的运行过程中,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以“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取消的法律应对”为题,研究这一前置程序对投资者保护以及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利弊,分析取消该前置程序的理由、可能产生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取消前置程序后的法律完善措施。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关于前置程序的政策以及司法解释规定,分析了不同时期立法者对前置程序态度转变的背景原因,并通过实证分析总结了前置程序取消前的运行情况,从运行情况中可以看出其利弊所在,由此引出论文的第二个部分。第二部分论述了取消前置程序的理由分析。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前置程序能帮助法院进行事实认定,提高判决结果的正确性,并防止滥诉;对于原告投资者而言,前置程序有利于减轻其举证难度,提高胜诉的概率。然而,前置程序违反绝对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基本诉权构成不当限制;并造成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设立前置程序时存在历史原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刚出现时,法院缺乏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无法处理由此引发的纠纷;投资者也难以收集证据。但是,随着专业化司法审判的构建,法院金融审判能力提升;且基于诉讼风险和诉讼制度考虑,原告不会贸然起诉;加之代表人诉讼的推行,代理律师向专业化转型。在新背景下,保留前置程序的弊将大于利,取消是大势所趋。第三部分对取消前置程序可能引发的问题展开分析。首先,这将加重原告投资者举证难度。取消前置程序后,原告投资者需要自己收集证据,对虚假陈述行为、因果关系、损失等承担举证责任。其次,“重大性”问题将成为案件的核心争议难点。“重大性”是指,如果上市公司虚假披露或者遗漏披露具有“重大性”的信息,进而误导投资者进行决策并造成投资者损害的,依照其过错大小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前置程序存在的背景下,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刑事判决文书广泛地被法院认为具有“重大性”,但如果取消前置程序,由于新司法解释在确立“重大性”认定标准时存在缺陷,加之实践中法院的认定也较混乱,法院在认定时难度将加大。最后,取消前置程序后民事与行政程序间存在协调问题。因为一旦取消,原告则不必等待行政执法和刑事程序结束,可径行提起民事诉讼,很可能会出现民事与行政程序并行的情况,让法院无所适从。第四部分针对取消前置程序后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首先,要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探索弥补原告举证能力不足的途径;其次,在认定“重大性”应当以价格敏感标准为主,辅以投资者决策标准;再次,应当协调好民事程序与行政程序的衔接;最后则要完善民事赔偿诉讼程序,包括完善诉前调解制度,适当扩大非监管机构揭露主体的范围,完善支持诉讼、代表人诉讼和示范判决等。

关键词： 性骚扰诉讼   证明责任   证明标准   品格证据  

摘要： 自然人遭遇性骚扰后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当前最有效的救济途径之一。《民法典》对性骚扰进行规制,这不仅是我国人权发展的进步,更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由于我国关于性骚扰的相关法律规范尚不完善,使得鼓起勇气寻求诉讼救济的当事人失望而归,更有甚者会引起相关隐私权、名誉权诉讼,不但救济不能,还可能陷入更深的困境。性骚扰诉讼取证难、举证难、证明难的问题学者多有提及,其中的证明难题正是性骚扰诉讼遇冷的关键。作为性骚扰诉讼的核心内容,解决不了证明问题,不仅受害者得不到救济,还会使公众产生救济成本大于沉默成本的印象,使得受害者愈发沉默不敢选择诉讼来维护权益、继而放纵侵权人,久而久之会形成“沉默是金”的潜规则,动摇司法公信力。在《民法典》颁布实施与近年来性骚扰案件频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之际,有必要对性骚扰诉讼中证明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探究,针对现存的问题寻求合理可行的解决途径,以畅通性骚扰诉讼的救济,免除受害者的“后顾之忧”。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包括四部分: 第一部分,性骚扰诉讼证明的现状及问题,这是发现问题阶段。主要分为总结现状和发现问题两部分。首先,将现状二分为法律规制现状和司法实践现状。我国当前对性骚扰诉讼的法规规制集中在实体法中,而程序法并无特殊回应;通过整理裁判文书发现,性骚扰行为的证明多依赖当事人陈述、双方争议较大,证人证言极少、其他证据也不充分,难以证明待证事实,除有行政处理结果外,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较少。其次,以性骚扰诉讼案例为基础对司法实践中证明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筛选出与证明问题密切相关且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主要针对突出的两个问题进行分析,一是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询问笔录成为关键证据,但报警并非性骚扰诉讼的前置程序,未及时报警或未固定证据的受害者在证明性骚扰时存在一定难度;二是法官在认定事实时可能会参考他人对行为人的社会评价、之前有无类似行为等,但这些内容的性质不明确,且司法实践认定不一。 第二部分,性骚扰诉讼证明困境的成因分析,这是分析问题阶段。主要针对第一部分总结的相关问题进行成因分析,大致分为现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原因。既然是证明中出现的问题,那就必定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据收集、证据评价等有关。首先,从性骚扰案件的特殊性出发,分析受害者在证明时遭遇问题的现实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性骚扰的隐蔽性与突发性导致证据难收集;二是受害者、旁观者多处于弱势,法律意识及举证能力偏弱。其次,制度层面则是从程序设计方面分析深层次的原因。透过现象看本质,可分析出以下成因:一是受害者负担全部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负担过重;二是没有考虑性骚扰诉讼的特殊性,制度僵化,使得救济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部分,性骚扰诉讼证明问题的观点评析,这是理论分析阶段。对现阶段的解决思路进行整合分析,探究其中法理。谈及证明问题,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及其他证明减轻的措施是必然会考虑的思路。举证责任倒置,学界不乏对于性骚扰诉讼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观点学说,但要先置于性骚扰诉讼中来看待举证责任倒置的内涵及法理,明确是哪一法律要件的倒置、如何倒置等等;证明标准的降低,学界已有关于性骚扰诉讼中证明标准降低的观点,说法不一,需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品格证据的引入,实质上是一个证据种类扩张的问题。对于性骚扰诉讼中的品格证据的引入,需明确其内涵,同时探讨其引入的背景及意义。 第四部分,性骚扰诉讼证明问题的解决路径,这是解决问题阶段。在对性骚扰诉讼证明问题的多种完善观点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及法律背景做出最优选择。证明标准的降低,需要对现存理论进行梳理分析,同时对比域外立法相关内容,寻找可行的解决思路,进而在我国性骚扰诉讼的背景下讨论证明标准降低的选择。品格证据的引入,当前学者对于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的适用已有所讨论,在此种背景下探讨在性骚扰诉讼品格证据的引入恰逢其时。需对品格证据的内涵及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其中合理性和必要性,再结合域外经验,以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为基础,提出我国性骚扰诉讼中品格证据的适用方向。

关键词： 消费纠纷   诉讼主体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损害赔偿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效促进了消费领域的发展,但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件也频频发生,尤其是消费领域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案件时有发生。基于上述案件的复杂性和重大社会影响,使得传统诉讼模式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从现实层面上来看,一些消费领域的侵权案件中,受害人数众多、受损金额巨大,加之有些消费者个人维权能力非常薄弱,也有些消费者考虑到维权成本高、维权时长等现实因素,常常无力或无法提起诉讼,从而导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从事违法行为的经营者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可以说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保护消费者个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自从201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增加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后,我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不断得到完善,明确规定了消费类侵权案件的原告主体资格、案件管辖法院、消费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类型化、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等,2021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又对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提交的材料以及适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情形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虽然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立法中已经得以确立,但从消费者民事公益诉讼实践来看,我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还存在诉权主体过窄、取证困难、举证责任分配不尽合理、惩罚性赔偿金适用正当性不足、损害赔偿请求权缺失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作用的发挥和受害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和分析我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制度现状,提出解决我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所存在问题的有益对策,并有效促进我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 替代型执行和解   多元化纠纷解决   调解   审查   执行力  

摘要： 执行和解是执行案件的一种退出机制,能够起到有效减轻法院执行压力,助力解决执行难的功能。执行和解有别于诉讼和解和执行契约。执行和解在学理上可分为一般执行和解、替代型执行和解与选择型执行和解三种类型。替代型执行和解作为其中一种特殊类型,是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在执行程序的集中体现,对外有利于迎接《新加坡公约》带来的挑战,对内能够为某些难以执行的案件提供新的出路。目前,替代型执行和解在实践中适用较少,是因为还存在一些适用的模糊地带,例如对执行和解中是否应予调解存在争议、和解协议的审查处于模糊状态、救济的方式不明确等。正值《强制执行法》起草之际,为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可以考虑在该法中推行由第三方调解机构和个人调解员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同时建立替代型执行和解审查制度,并健全替代型执行和解协议的救济方式,从而完善替代型执行和解制度,使之发挥更大的效能。(正文共27368字,参考文献70篇)

关键词： 税务行政约谈   适用范围   适用条件   程序   监督  

摘要：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为国家的建设和全社会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行政约谈作为新型执法手段,具备柔和性、参与性、协商性等特点,符合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因此受到各行政管理领域的欢迎。税务行政约谈制度2002年底在我国税务管理领域广泛适用,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目前关于税务行政约谈制度的立法尚不完善,仅在相关法律、规章中有一些原则性规定。一些地方政府及税务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虽有规定,但内容不统一,层级较低。在立法层面存在着约谈范围较窄、约谈条件缺失、约谈程序不够细化、约谈监督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制约着该制度的有效实施。本文通过对税务行政约谈制度基本理论的阐释,并对立法及规定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其实际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拟从扩大约谈范围、明确约谈条件、细化约谈程序、健全监督制度等方面,对我国的税务行政约谈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以期为税务行政约谈制度的发展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 课程思政   基本原则   烹饪”三好论   三点合一   融入式教学  

摘要： 课程思政育人贵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长期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提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烹饪”三好论,明确课程思政教学育人的三要素。通过科研反哺教学,保障课程知识体系的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进而给出课程教学视角下的思政元素分类,基于课程教学体系提出知识点、能力点、思政点“三点合一”、融为一体的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方法。采用“三点合一”的融入式课程思政育人教学方法,构建全过程、全环节的课程思政育人教学体系,将思政育人元素自然融入专业课程的知识探究和能力培养过程中,在“设计与制造Ⅱ”新工科课程教学实践中取得实效。

关键词： 纵向价格限制   违法性认定   法律解释   比例原则   可抗辩的违法推定   证明责任  

摘要： 纵向价格限制是指生产商在将产品出售给经销商时,对后者向第三人转售之价格进行限制的行为。理论和实践中对如何认定该行为的违法性,存在广泛争议。 在第一章就纵向价格限制的内涵予以介绍后,本文第二、三章通过全面梳理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案例,提出纵向价格限制违法性认定的实践困境源于三个方面,即法律解释不统一、行为违法性认定模式不明确、证明制度不完善。法律解释不统一是指理论和实务中对如何解释《反垄断法》第13、14、15条缺乏明确共识。行为违法性认定模式不明确是指理论和实务中,“本身违法原则”、“当然违法原则”、“合理原则”、“可抗辩的违法推定”等认定模式之间争议巨大,缺乏理论共识。证明制度不完善是指对证明责任制度本质认识不清,混淆了证明责任和提供证据责任,曲解了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文认为解决纵向价格限制违法性认定之困境,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法律解释方法着手,明确《反垄断法》第13、14、15条的含义和相互关系,筑牢纵向价格限制违法性认定的规则基础;二是从法律适用路径着手,以证明制度为支撑,构建契合立法目的和法律条文内涵的行为违法性认定模式。前者目的在于厘清《反垄断法》关于纵向价格限制的法律规范是否具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即《反垄断法》是否已对纵向价格限制的竞争效果做出了概括性的否定评价。后者目的为,在《反垄断法》多元价值目标下有效评价、衡量纵向价格限制的反竞争效果和促进竞争效果,从而实现行为违法性的认定。 本文在第四章到第六章就上述两方面问题予以具体分析。 首先,本文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对《反垄断法》第13、14、15条内涵及其关系进行阐释。本文提出,《反垄断法》第13、14条并未对纵向价格限制的竞争效果作出概括性的否定评价,认定纵向价格限制违法应当满足“排除、限制竞争”标准,而且第15条豁免条款的制度功能在于平衡竞争政策与公共政策。因此,纵向价格限制违法性认定应当从《反垄断法》第14条出发,从实质层面评价和衡量纵向价格限制的竞争效果。 其次,本文认为纵向价格限制违法性认定,关键在于纵向价格限制行为竞争效果的衡量,而行为竞争效果之衡量实质上是《反垄断法》价值目标及其平衡在个案认定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因此,构建纵向价格限制违法性认定模式的核心理念在于,以科学的理论工具将《反垄断法》的价值平衡理性化、可操作化,并通过具体制度落实到个案竞争效果衡量之中。 在该理念的指导下,本文提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决定经营者行为竞争效果的内涵和外延,认定经营者行为竞争效果需要正确理解《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结合经济学竞争理论,本文主张应平等看待竞争、效率、消费者福利三大价值目标,以此作为评价基准结合案件事实分析纵向价格限制的反竞争效果和促进竞争效果。在纵向价格限制行为的竞争效果衡量问题上,本文借助价值平衡理论工具:阿列克西冲突原则定律和比例原则,构建了正当目的——适当性——必要性——竞争效果比例衡量的递进分析理论框架。 在该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在第14条项下构建可抗辩的违法推定认定模式。由主张经营者纵向价格限制排除、限制竞争的当事人承担行为违法性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在其举证证明主体要件、行为要件以及提供了经营者纵向价格限制行为排除、限制竞争的初步证据后,推定该纵向价格限制行为违法,并将提供证据责任转移到对方当事人并由其以竞争效果抗辩。在双方当事人举证完毕后,行政执法机关或法院结合双方举示之证据从行为正当目的、适当性、必要性、竞争效果比例性四个层面对涉案纵向价格限制的竞争效果展开分析,从而得出行为是否违法的结论。 最后,本文对纵向价格限制违法性证明中的关键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提出应当坚持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1条分配证明责任。同时区分了证明责任和提供证据责任以及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提出本文所构建的可抗辩违法推定模式为事实推定而非法律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