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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争议   仲裁   调解  

摘要： 现阶段，我国有关于劳动争议纠纷采取的处理模式为：先裁后审，仲裁前置。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以劳动争议的含义、有关于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以及所推行机制存在的弊端为核心，对其进行剖析和思考，提出劳动争议解决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 执行和解协议   可诉性   诉权   重复起诉  

摘要： 在理论界,执行和解协议的可诉性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较大的争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执行和解规定》,正式赋予了执行和解协议可诉性,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由此增多,大量学者都不赞同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可诉性,可诉性的争议一直未得到解决。本文将重新审视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将其作为切入点,对学界不同的观点进行整合分析,同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大量真实案例,从法理和实践两个方面探析执行和解协议的可诉性。本文拟从下面四个部分进行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执行和解协议的相关基础理论,运用矛盾分析法的科学方法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进行了重新探讨,同时在认定性质的基础上,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其效力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引出问题,介绍了重复起诉的争议和司法权威与私法自治的争议,是学界对于可诉性问题的主要争议重点,同时对于具有可诉性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归纳。第三部分从法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执行和解协议可诉性进行分析,执行和解协议可诉性来源于其私法性质,赋予其可诉性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有利于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平衡。但是对于其可诉性问题不可一刀切,应当通过导入具体案例,进行分类研究,调整型执行和解协议可能会构成重复起诉,不宜赋予可诉性,而创设型执行和解协议应当具有可诉性,更有利于权利人的权益救济和执行和解制度的适用。第四部分对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可诉性后出现的相关问题提出建议,包括申请执行人权利的规制,具体诉讼程序的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的制定等,以期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执行和解制度更好的发挥其作用。

关键词： 诉前调解   调解机制   法院   机制  

摘要：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随之带来的矛盾纠纷数量也是以暴增的形式发生,加上我国人口基数非常庞大,若大大小小的事情涌入诉讼领域,那后果不敢想象。诉前调解制度以一种新型的非诉解决机制的形式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这是一种避免纠纷当事人对庭尴尬局面的省时、省力、省钱的纠纷解决方式。但我国目前民事诉讼法中对于诉前调解制度的程序、主体、范围未做明确规定,这就严重影响了诉前调解制度的应用与发展,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这项制度的认可度、信任度。如何规范诉前调解制度,使其在纠纷解决方面发挥其自身的价值,把自身的功能最大化是当前法院面临的重要任务。建立完善的诉前调解制度,对于丰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完善我国调解体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审判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以及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构建诉前调解制度对于解决当前矛盾纠纷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随着司法队伍的壮大,各地诉前调解工作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建立完善的诉前调解制度是可行的。

关键词： 电信网络诈骗   管辖   实害联系   警务协作  

摘要： 网络通讯等技术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提高了社会发展的速度。但是社会治理水平并未跟上发展的步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演变成为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一大难题,产生了严重的危害。造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泛滥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而其中的管辖问题尤为突出,成为打击的一大难点,尤其是在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已向境外转移的形势下,管辖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变,牵涉的国家也越来越多,行使管辖权变得更为困难。当前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实体管辖中存在实体立法不足、传统刑事管辖原则面临冲突等管辖理论上的困难,此外,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境外犯罪嫌疑人的反侦察意识的增强、跨境警务协作效能低下等原因还存在具体操作上的问题。相应地,对于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管辖理论上的问题,要通过强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管辖权的实体立法,并构建以实害联系为主的管辖标准来解决。在根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实际特点和打击现状科学合理的确立管辖原则后,还需要对行使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管辖权具体操作上的问题予以回应。首先需要强化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国际协作规范化建设,对国与国之间的管辖归属达成一致协议,减少国与国之间的管辖冲突。其次是要构建扁平化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接机制,增加国内对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执法主体,并压缩对接流程,提高管辖权行使的效率。

关键词： 行政应急征用   合法性   程序   行为规制   征用补偿  

摘要： 行政征用是行政决定的形态之一,是国家公权力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进行强制性使用并给予补偿的一种制度。该制度源来已久,早在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就对其进行了规定,多年实践经验表明,行政征用制度在应对事件的突发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上做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疫情的突发性和传染性使得一次性防护用品成为防疫必需品,在现实需要与现存资源严重不匹配的情况下,行政征用再次凸显出价值。但在征用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未能明晰自身的权责,不当地适用法律,不仅没能为疫情防控助力,而且干扰了全国疫情防控的大局。因此,论文拟将“新冠疫情期间大理市征用重庆市口罩一案”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将研究视角定位于新冠疫情这样的应急秩序,来探讨应急状态下行政征用行为的现状及不足,并形成案例研究的启示。“绪论”和“结语”之外,论文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案例的介绍。本部分主要通过对案件发展进程及处理结果的梳理,明晰案件的始末,并在梳理的过程中找到案件引发争议的原因,归纳形成争议焦点于后文讨论。第二部分:大理市应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分析。本部分通过对“征收”与“征用”内涵的对比,明晰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从而对大理市该项行政行为进行定性;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的剖析,阐述大理市应急征用行为在行权主体和行权范围上存在的不合法之处。第三部分:大理市应急征用过程的合理性分析。本部分从公共利益的权衡和比例原则的考量两个角度分析大理市应急征用过程的适当性;通过权衡应急征用权与法律的关系、效率与权益的关系,对大理市应急征用过程进行阶段化分析。第四部分:案例研究启示。本部分对大理市应急征用行为进行了整体的总结与评价,并结合行政机关在此次行为所暴露出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规制与完善建议。

关键词： 社区矫正法   法院   履职转变   审前调查评估制度  

摘要： 201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法》)正式通过,并于2020年7月1日起实施。《社区矫正法》对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履行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并增加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听取社区矫正对象的申辩等新的内容,使得法院履职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这些转变一方面体现在法律规定改变带来的履职“刚性”转变,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理念、社区矫正性质、社会参与模式等调整对于法院履职活动产生实际影响,随之带来的一些履职“软性”改变,如刑事司法理念的亟待更新。在《社区矫正法》生效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法院履职社区矫正工作的显性与隐性转变问题展开实地调查,了解法院履职转变的实际运行情况。并基于实证调查结果,科学把握《社区矫正法》生效后法院在履职转变过程中采取的一些积极探索,总结剖析《社区矫正法》生效后法院在履职转变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应之策,包括树立新理念、进一步完善审前调查评估制度、加强智慧矫正建设、全面系统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做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等。

关键词： 阅读教学   读写结合   基本原则   时机把握   具体策略  

摘要： 文章阐述了阅读教学中实施读写结合的重要意义,继而结合实践,提出了阅读教学中读写结合要遵循的四个基本原则:基于学生的认识能力;要关注"表达形式";读写结合点要精选;要构建"语境"等。并对阅读教学中读写结合的三种时机把握进行了阐述,最后以三年级为例谈读写结合的具体策略,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阅读教学中读写结合的实践操作。

关键词：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   调解   完善  

摘要：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采取司法手段弥补政府在环保领域行政执法不足的方式,兼具救济和预防两种功能。调解是诉讼中常用的结案方式,因其高效性、灵活性与温和性,成为了当今不可或缺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虽然我国已在法律层面承认了调解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但许多学者对调解适用的合理性仍存在争议。原告具备完整的诉权,能够代表社会公众行使维护环境公益的权能,但其实体法上的处分权应当被严格限制。调解在社会矛盾化解中有着独特的作用,能够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维护社会稳定。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制度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先有地方探索后由国家统一规定,但较为零落、分散,内容也比较概括,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些许困惑。在司法解释将调解适用合法化之前,实践中对调解制度已做出了尝试,尔后调解日趋频繁地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全国各地对调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尝试,检察机关是主要的提起主体,环保组织成功率最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制度的程序规范化欠缺,启动的时间和条件无标准,公告制度不规范,也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可调解的内容范围缺乏限度规定,使得协议内容与原告诉求存在差距,被告的履约方式不符合现实需要。调解过程中监督和参与主体较少,社会组织担任原告时存在滥用处分权的可能性,作为案件真正主体的社会公众普遍在外部监督中“缺席”,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往往流于形式。为了支撑调解制度的制度价值、效率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应当合理限制调解的启动时间和程序,对公告的内容、载体和反馈渠道进行规范,设置执行的定期报告机制和回访制度。调解过程中应遵循有限调解原则,存在协商空间的案件方可进行调解,并确保被告的履约方式能够达到同等维护公共利益的程度。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心有着公益诉讼起诉人、支持起诉人的身份,有职责和权限对案件的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法院也需要强化司法控制,适时依职权提起调解,主导调解的过程,并全面审查调解协议。更要激活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发挥好外部监督的作用。

关键词： 对一切义务   国际法理念   国际法院   诉权  

摘要： 2019年11月11日,冈比亚政府正式就缅甸针对若开邦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实行种族灭绝一案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了诉讼,该案涉及到了众多国家,但本案的诉讼主体冈比亚甚至与若开邦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受害没有直接的联系。国际法院却受理了该案,并初步确认了冈比亚作为诉讼主体的资格。而冈比亚在本案中能够取得这一地位的原因是基于国际法上“对一切义务”。“对一切义务”也称“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第一次出现在著名的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和电力有限公司案(比利时诉西班牙)中,国际法院正式且明确地提出了“对一切义务”的概念。“对一切义务”是国际法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社会客观形势所演化出的一种新型国际法义务规则,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普遍性利益,如国际环境、自然资源、全人类共同财产等。当该义务被违反时,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法律利益都被认为受到了侵害。本文的主要结构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对“对一切义务”的概述部分,该部分主要阐述“对一切义务”的概念、产生过程、发展历程、国际影响等,将“对一切义务”与其他相关概念予以界定,并且表明在国际法院中提起诉讼的要求,对国家的诉权给予一个初步的解释,并将普通的诉讼与“对一切义务”诉讼进行初步比较。其次的论述点主要为分析冈比亚诉讼缅甸一案的各种问题,主要关注点为冈比亚取得诉讼主体地位的原因,通过与国际法院在过去判决的类似案件的比较来表现出本案的特殊性,并引出共同利益的概念与“对一切义务”进行比较。最后则主要是对“对一切义务”所引发的诉讼提出意见,分别以国家与国际组织为分类来对两种诉权模式进行讨论,以及“对一切义务”与我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相似之处,并提出在未来可以借鉴该理论来完善目前的“对一切义务”。综上本文将以冈比亚诉缅甸案为例就“对一切义务”的基本概念、发展过程进行阐述,进而就“对一切义务”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诉权模式机制的设想来减少以后可能出现的借助“对一切义务”而取得诉讼地位并通过国际诉讼方式来滥诉以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

关键词： 全球气候治理   基本原则   国际条约   履约困难   争端解决  

摘要： 气候变化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的持续性气候变动,一般通过对一段时期内温度和降水的测量来观察。近年来全球气候的剧烈变化,导致一些极端自然灾害现象的频繁发生,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全球气候治理的形势愈发紧迫。气候变化是一个存在于不同地方、国家乃至全球的多层次问题;它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领域,是一个综合问题;它由人为因素干预,更需要人类来治理,涉及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极具人文性。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提出进行了整体概述;第二章列举了目前存在的重要的气候变化国际条约;第三章阐述了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遇到的困境,其中包括参与气候治理主体间的矛盾、履约的实际困难、发生气候治理争端的解决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第四章是针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问题提出应对方法与优化建议。国际社会将眼光聚焦在治理气候上,各国联合为之努力,即使气候变暖的严重后果发生在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后,甚至现存人类不会经历气候变化最终形成的毁灭性局面,但为了人类文明的存续,为了后人的福音,全世界人类应共同努力治理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