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文献中心 更多>>

关键词： 民事诉讼   应释明   监督   救济机制  

摘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经济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其发展与进步反映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内在要求在民事诉讼领域体现为从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开始吸收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民事诉讼作为公权介入私权纠纷的一种司法救济机制,如何平衡法官审判权和当事人处分权,成为民事诉讼领域里历久弥新的问题。作为协调法官审判权和当事人处分权的重要支撑之一的法官释明,逐渐开始进入学界视野。学界对法官释明制度的研究,从最初的借鉴国外释明制度并加以运用到提出建立法官释明制度的实证分析,再到如何界定释明边界等,释明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内容丰富,但还有一定研究空间,而法官应释明却未释明的规范问题则是其中之一。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学界对于民事诉讼法官应释明却未释明的规范问题方面的研究,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还鲜少触及。因而通过对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涉及释明条文的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并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规范分析、文献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提出解决民事诉讼法官应释明却未释明问题的规范建议。首先,完善有关法官应释明的立法,从法律位阶上提升应释明规范;从法官角度要明确法官应释明却未释明时的程序规范,统一应释明的方式。其次,要完善法官应释明却未释明时当事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再次,作为配套制度通过类案检索机制,运用指导性案例统一应释明法律规范的统一适用;另外通过法院内部监督和检察院外部监督,促进应释明法律规范落地生根,达到其应有的规范目的。

关键词： 企业合规   特别程序   监督评估人   政策  

摘要： 企业合规对于促进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具有重要价值。企业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存在诸多区别的制度。为防止现行办案体制影响企业合规，有关各方应强化系统思维、明确各自职责、建立特别程序、慎用强制性措施。企业合规宜由第三方监督评估，但应规范第三方人员产生的条件和程序，加强对其监管，规范经费来源和流转渠道。企业刑事合规要慎重把握政策，它可适用于各类企业，应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既宽大处理企业，又落实从严措施；既依法处理责任人，又对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有所区别。

关键词： 建筑工程   实际施工人   诉权  

摘要： 在建筑工程施工合同领域,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屡禁不止。实际施工人是参与工程实质建设的主体,其一般是通过上述违法行为取得施工方的身份,因此实际施工人签订的合同通常效力存在瑕疵,当建设工程发生纠纷时,通常是工程款纠纷或者劳务报酬纠纷,由于实际施工人的合同效力存在瑕疵,维护自身权益存在困难。为保障实际实施人尤其是农民工等贫困群众的基本权利,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了实际施工人的诉权,但是并未规定实际施工人的主体资格定义、可主张的权利范围等问题,引发诸多争议。从司法实践来看,当前我国建筑工程合同领域涉及实际施工人的纠纷案件,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即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认定及权利范围、实际施工人的举证责任、实际施工人的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这三大问题是目前大多数实际施工人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由于对上述三个问题规定的不明晰,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大量“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本文侧重实务角度,对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诉权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改变当前司法困境的建议,在实体法方面明确实际施工人身份认定标准和权利范围,尤其是对实际施工人优先受偿权的享有问题;在程序法方面,对实际施工人纠纷案件实施举证责任倒置,同时加强监管,防止其他身份主体冒用、套用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滥用权力;最后完善保障实际施工人诉权的其他相关配套制度,包括完善工程支付担保制度的实施、加强行业部分和行业规范对建筑工程领域的监管,杜绝违法分包、转包的情况出现。

关键词： 民事纠纷   行政裁决   多元化纠纷解决   举证责任  

摘要：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成为法治社会的重要制度建设,行政裁决作为其中之一,将承担重要的任务。纷繁的民事纠纷单单依靠司法机关经过诉讼来解决,其效率较为低下,特殊的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由国家公权力机关参与,以其高效性和专业性进行行政裁决,能缓解审判压力,实现纠纷的多元化处理。目前对于民事纠纷行政裁决的性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存在行政行为和委任司法的争议,本文从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角度非行政法的角度,从新的角度确定行政裁决的性质,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的途径之一,在案件进入诉讼之前彻底解决涉及的民事纠纷。我国对行政裁决的范围未作统一规定,散见于个别单行法和行政法规之中。其范围不断缩小,大多数情况下代之以调解。学者对其研究也大多只是停留在基本制度的问题剖析层面,对裁决的具体证据制度和裁决的机构和人员以及裁决的程序未做系统的设计。没有明确行政裁决的司法救济途径,导致行政裁决难以实施。为实现裁决的民事纠纷范围的统一,本文将其受案范围划定在与行政管理直接相关,与合同等民事争议无关的民事纠纷类型,梳理出的民事纠纷类型主要包括权属争议、侵权争议、损害赔偿争议以及强制许可使用费和公共资源公共服务争议。为建立统一的裁决程序,借鉴英国行政裁判所制度和日本的行政委员会尤其是公害等调整委员会制度,设置独立且专业的裁决机构,录用专业的裁决人员,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同时赋予裁决机关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利。笔者结合各省试行情况,根据查阅的资料以及自身的理解,对于行政裁决的程序进行了设计,包括裁决的申请与受理,严格对申请的审查,参照民事诉讼中的独任制和合议制的设置,确定裁决机构和人员的组成。主张采用听证程序审理案件,充分听取双方的答辩意见,裁决的全程可以适用调解,明确调解的期限以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同时规范裁决的作出与执行等步骤,同时提出建立行政裁决简易审理程序,因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因此需明确民事纠纷行政裁决的救济方式,采用以民事诉讼为原则,特殊的行政程序违法等问题可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完善我国的民事纠纷行政裁决制度,发挥其作为多元化解纷方式的功能,有利于促进纠纷的高效解决。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金融消费纠纷   调解   调解协作机制  

摘要：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不断深化合作,金融行业一体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三地的金融服务市场逐渐融合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人购买境外的金融产品,这必然会导致跨境金融消费纠纷的数量不断增长,而且金融消费纠纷还存在主体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地位不平等的情况,如何快速有效解决区域跨境金融消费纠纷成为了大家的关注点,同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跨境纠纷解决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可以通过整合粤港澳三地调解机制资源和加强调解机制合作来实现跨境金融消费纠纷的解决。本文旨在通过对金融消费纠纷的特点和三地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机制的分析与梳理,对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作机制提出建议,文章分别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绪论部分是介绍了研究背景与意义、相关文献综述、还有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第一章为概述部分,首先是阐述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及总结出金融消费纠纷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主体之间地位不平等的特点,之后分析了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作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二章是分析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机制的现状和现存问题,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分析了广东地区、香港、澳门三地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机制和调解机构,第二是总结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作机制面临的问题是内地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机制尚不完善、粤港澳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规则差异较大以及调解协议跨境执行尚有障碍。 第三章阐述了欧盟处理跨境金融消费纠纷的经验和启示,主要介绍了欧盟FIN-NET的设立背景、基本情况、纠纷处理流程以及组织结构和运行准则,并分析了其中的特殊之处,我国在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作机制时可以借鉴相关的经验。 第四章是针对性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协作机制的建议,一是完善内地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机制,主要从规则完善和机构完善两方面论述,二是要加强粤港澳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机制间的协调与合作,完善立法和构建统一的调解合作平台,三是完善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协议互认和执行机制。

关键词： 公办学校   未成年学生   学生伤害事故   注意义务   救济机制  

摘要： 公办学校对其未成年学生的安全保护职责存在于公法的一系列法律规定中。由于公办学校并非国家机关，为此其所实施的过错行为并不适用国家赔偿，而需在其所履行的义务范围内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民法典》基于私法的考虑，规定了学校承担因违反教育、管理职责导致学生损害的特殊义务。学校的注意义务是一种基于先行行为而产生的作为义务，是依据特定关系、场所以及法律的特别规定而成立的对危及学生人身安全行为的防止和制止义务。应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知识、智力状况来判定学校应尽的义务，在确认学校是否已尽注意义务时，应依据学校行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与事故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判断。

关键词： 性骚扰诉讼   证明责任   证据   自由心证  

摘要： 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找到的我国最早的性骚扰诉讼是在2010年,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在一起名誉权纠纷中判决被告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此后上网的性骚扰诉讼文书仍然很少。案件少,不等同于发生过的性骚扰事件少。多数性骚扰事件没能转化为性骚扰诉讼的原因是,在民事诉讼中,原告对自己的主张负有证明义务,然而,证明性骚扰发生并非易事。证明的难度影响了性骚扰受害人提起诉讼的意愿。在分析性骚扰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后,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作为性骚扰受害人的原告的证明负担过重。依据侵权责任理论,原告需要对行为、损害、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过错承担证明责任,对此,被告只需要否认或者反驳。在将性骚扰视为性别歧视的一种形式的欧美地区,性骚扰受害人则要对其因性别受到的差别待遇承担证明责任。考虑到法律可以对特殊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进行专门规定,也考虑到性骚扰行为与行为人过错这两个要件实质上的高度重合性,借鉴欧盟要求成员国调整国内法分配性骚扰诉讼证明责任的做法,采用保护受害人的原则,在合理配置性骚扰诉讼证明责任时,推定性骚扰行为人具有过错。另一方面,因性骚扰具有性之本质,性骚扰诉讼中可能出现与其他民事诉讼不同的证据。在特殊证据中,原告的性史证据、原被告的习惯证据和传闻证据值得讨论。原告的性史证据、原被告的习惯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传闻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这些都是法官在认定性骚扰事实是否成立时应该判断的问题。对性骚扰诉讼证明问题的讨论最终要回到我国的司法实务上。基于现有公开可见的性骚扰案件,通过裁判文书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总结法官在认定性骚扰事实时采纳的相关证据,分析法官采纳前述证据的理由。可以看出,这一过程中法官的自由心证直接体现在裁判理由上。说理充分,法官心证就透明,司法就有公信力。对性骚扰受害人而言,参照说理充分的裁判文书,也可有针对性地准备诉讼。

关键词： 重复供述   刑讯逼供   考量因素   证明责任   证据资格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实施之后,重复供述问题开始成为大家争论的话题。直到2017年6月27号《严格排非规定》正式确立了重复供述排除规则,即以“原则加例外”的排除模式运用于司法实践指导实务工作,该模式解决了重复供述是否排除的问题,但同时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系列新的适用困境,未发挥该规则的实质效果,难以保障基本人权。重复供述是指初次供述是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下获取的,而后续供述在受此非法手段影响下而再次作出与初次供述相同或者相似的供述。通过对重复供述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运行情况研究发现,首先,该规则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仅局限在排除受刑讯逼供影响所作出的重复供述,而严重威胁、疲劳审讯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后续重复供述无法纳入到排除规则的适用。其次,该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形不足,单一考查更换讯问主体、诉讼阶段变更以及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后果无法切断前后供述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在程序审查方面,面临审查程序难以启动、证明责任分配不明确以及法院混淆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问题,也阻碍了该规则的适用。通过对域外重复供述问题相关探索,结合我国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的实际情况,针对该规则暴露出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将严重威胁、疲劳审讯、非法拘禁等非法取供方式纳入到规则的适用范围,明确增加该规则的例外考量因素。为打击刑讯逼供,将受到刑讯逼供方式影响的供述采取强制排除模式,而受其他非法取证方式影响的供述,采用裁量排除模式。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法官根据增加的例外因素来判断非法取证手段与后续重复供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除此之外,法院在排除非法证据后,应当直接启动重复供述排除程序,明确把重复供述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分配给控方,并禁止以证明力审查重复供述的证据资格。在此基础上,落实重复供述排除规则适用的相关配套设施,颁布指导案例以明确个案裁量中的相关考查因素。降低办案机关对口供的依赖,打造从源头上杜绝重复供述问题的发生。增加律师在场制度,以增强被讯问人供述自愿性并监督办案机关规范取证。

关键词： 电子商务   消费者权益   行政执法   监督机制   救济机制  

摘要： 电子商务在改变传统交易模式的同时对消费者权益保障提出新挑战。行政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障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行政法从行政立法、执法、救济三个层面对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进行保障,虽然现有法律体系较为丰富,但是在立法层面、执法层面、监督层面上仍然存有不足之处,尚不能对电子商务中消费者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障。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行政法保障完善过程中,不仅需要借鉴域外国家保障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的多元化体系,同时还应结合基本国情,在立法、执法、救济三个层面制定并完善相应规定。实践中想要实现行政法对电子商务交易行为的规制,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构建完善的行政立法体系、制定行政法规框架、严格执法、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程序的衔接、建立投诉及纠纷处理机制、建立健全的执法监督体系,从根本上维护电子商务市场的稳定发展。

关键词： 习近平   意识形态工作   基本原则   基本路径  

摘要： 新时期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主流意识形态更加深入人心,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依然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对我国的国际形象进行歪曲和抹黑,威胁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与稳定。国内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开展过程中也遇到各种问题,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机遇与挑战并存。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国内外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多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进行强调,并且形成了系统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这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为理论基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时代背景,在历经萌芽、成熟以及接续发展的过程之后逐渐形成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三个事关”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地位,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进行论述,本文将其归纳整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围绕中心与服务大局并举、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相统一以及守正与创新并举的基本原则,应当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做好重点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以及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路径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其论述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层面上,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实践层面上,它有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以及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