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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空抛(坠)物   可能的加害人   因果关系   证明责任  

摘要： 高空抛坠物致害侵权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高空抛(坠)物致害责任明确予以规定。从诉讼角度而言,高空抛坠物案件的诉讼过程实际上是在原告起诉时初步圈定最大范围的可能加害人,而诉讼过程中逐步排除无辜之人与确定具体加害人的过程。与传统的民事侵权案件的诉讼证明过程不同的是加害人最终是承担“法定补偿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需要看诉讼终结时加害人是“可能的加害人”还是“具体确定的加害人”。若“可能的加害人”无法排除自己实施了加害行为的可能性,那么根据《民法典》规定,应承担法定补偿责任,无需对“过错与否”予以证明;若案件审理终结时,能够具体确定加害人,则其应承担侵权责任,通过该种侵权形态的“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加害人对自己是否存在过错承担证明责任。 从上述诉讼过程可以清晰的展现高空抛坠物案件审理中证明过程的阶段性,即第一阶段,权利人要对“存在高空抛坠物行为、人身或财产损害、行为与损害间存在因果关系”予以证明并承担证明责任,这是追责的基础条件;第二阶段是向法院证明为何被诉之人是“可能的加害人”,在这一证明过程中,当事人可根据其生活经验以及申请证据保全、申请鉴定等方式确定“可能的加害人”的范围,同时由于涉及多数“无辜之人”的利益以及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法院、公安机关等亦应当依职权对高空抛(坠)物行为予以调查,以较为合理或科学的确定“可能的加害人”的范围。如果无法证明该种可能性,则不可将相关人员列为“可能加害人”,进而可予以排除。在此之后,由所有的“可能加害人”对自己是否实施了加害行为予以排除并最终确定“何人为加害人”。这是该种案件中最重要的一个证明环节;第三阶段便是根据“排除的情况”,若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那么无法排除嫌疑的所有可能加害人全部要承担法定的补偿责任;若能够确定具体加害人,则应承担侵权责任,加害人需要证明自己无过错,方能免责。 基于以上论述,论文分六部分对上述内容予以探讨。 第一章为本文的绪论部分,介绍高空抛(坠)物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其中,重点强调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为基础的加害人不明前提下的高空抛物和高空坠物。 第二章从高空抛(坠)物致害责任司法实践案例出发,归纳了高空抛(坠)物案件的证明责任可区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包括:传统侵权行为相关要件的证明阶段、“可能加害人”的证明阶段和过错的证明阶段。同时提出在该种侵权责任形态中,证明责任存在的相关实务问题。 第三章主要探讨第一阶段的与传统侵权行为相关的要件事实及其证明责任分配。该阶段的要件事实主要包括具体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结合实际案例,确定第一阶段全部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都由受害人承担。 第四章主要探讨证明“可能加害人的范围”的相关事实及其证明责任,包括“可能加害人”的范围以及“加害人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在明确了该范围的基础上,方能够进行“加害人的自我排除”。关于“可能的加害人的范围”,由权利人对“何人为可能的加害人”予以初步证明,最终究竟是否是加害人,由权利人“圈定”的“可能的加害人”通过因果关系倒置的形式自我排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加害人→加害人”的证明是对“谁是加害人”这一事实进行了“二阶段证明”。前一段中对“可能加害人范围”的证明属于初步证明,不存在“真伪不明”,因此不应存在证明责任的问题,受害人需要“调查”相关责任人的范围,法院或公安机关等亦应当依职权予以调查;后一段中的证明,论文认为非“因果关系”的倒置,而是“加害行为”证明责任倒置,由“可能的加害人”证明自己未实施侵权行为。 第五章主要研究过错要件证明责任问题。首先,若将高空抛(坠)物致害责任定性为补偿责任,则当确定了“可能加害人”的范围后,若部分“可能加害人”无法证明自己非侵权人,无论排除至最后剩一人还是多人,均无需证明其是否具备过错。只有当受害人能够具体确定加害人时,责任类型已经从补偿责任转变为侵权责任,因此需要按照侵权行为的具体形态来分析是否对过错要件予以证明以及证明责任的分配。关于该情况过错的证明责任分配,无论是加害人具体实施的是抛物行为还是坠物行为都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由加害人承担“是否存在过错”的证明责任。 第六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成果进行简单总结,并提出要件事实证明阶段流程图。

关键词： 股东会决议   无效事由   诉讼主体   诉讼滥用   董事勤勉义务   行为保全  

摘要： 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制度是少数股东对抗大股东滥用权利的重要工具,体现了民主的价值。股东会决议通常采取资本多数决的表决规则,本质上就是将占资本多数股东的意志拟制为公司的意志,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少数股东的意志。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为少数股东提供救济的途径,保障少数股东的合法利益。股东可以通过提起股东会决议瑕疵诉讼,消除违反法律或者章程的决议对自身的不利影响,维护自身权利。立法机关在2005年《公司法》修改时就在第22条规定了公司决议无效的规则,2017年最高法出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也对公司决议无效的规则进行补充。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对与公司决议无效制度的规定仍是比较笼统,很多地方存在立法空白,例如没有具体规定决议无效事由,没有明确决议无效的诉讼主体和判决效力,回避了无效决议的执行问题的规定也存在,导致了我国股东会决议无效规则在实践中存在着不确定性与利益冲突。本文是以股东会决议诉讼无效制度为中心,在总结我国司法实践中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德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规定,重点对决议无效事由的类型化、诉讼的适格原告范围确定、诉讼担保制度评析、董事执行无效决议的责任承担以及行为保全制度进行了讨论。本文正文部分可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是理论概述部分,包括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内涵阐述、决议性质的区分、股东会决议瑕疵的类型划分以及股东会决议无效制度的立法现状和主要问题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是股东会决议无效实体事由的检讨与重构,包括对我国决议无效事由的司法实证分析与检讨,对比分析了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决议无效之诉的立法模式,对我国决议无效事由的制度重构提出立法建议。第三章,是股东会决议无效诉讼规则的检讨与重构,包括对诉讼主体范围、诉讼担保的反思和无效判决的效力三个方面。第四章,是股东会无效决议的执行问题研究,讨论了董事对无效决议是否应该执行以及执行后董事的责任承担问题,也讨论了原告申请中止决议执行程序中的公司与股东的利益冲突与平衡问题。

关键词： 违约金调整请求权   意思自治   证明责任   释明权  

摘要： 合同约定违约金是私法中意思自治和责任自负的体现,彰显出法律对民事主体处分权的尊重。1999年《合同法》规定的违约金诉诸裁决机制进行调整的制度,在《民法典》中得以延续。《民法典》第58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合意约定违约金条款,第2款赋予了当事人具有向裁判机关请求调整违约金的权利。当事人诉诸裁决机制请求调整违约金的权利,即违约金调整请求权,包括违约金调增请求权与违约金酌减请求权。 违约金调整制度作为授权裁决者干预或者说改变当事人之间合意的法律制度,是合同主体契约自由之例外,其目的在于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恢复合同的实质公平。实质公平是违约金调整制度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实务案例中主要的考量因素。因此,违约金的调整不仅涉及到当事人的合同权益,而且还关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及司法裁判的公平公正。本文从违约金调整请求权的适用前提入手,结合法律条文的体系解读,针对司法实务中违约金调整规则的具体适用,诸如违约金调整的启动方式、启动时间、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违约金调整的考量因素、证明责任的分配方式以及衡量违约金合理性的时间节点等实体与程序问题,通过分析相关法律法规的历史与沿革,梳理并对比实务案例中主流的裁判观点,总结出有关违约金调整案件的裁判方法与思路,提出法院依职权调整违约金的条件、法官释明权理应受限的原因、调整考量因素与调整幅度的建议以及针对不同调整请求下证明责任的分配方式等观点。 目前,国内理论界均尚未明确区分违约金的性质,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导致违约金调整之后仅体现补偿性,而惩罚性日渐式微。而实务案例中同样存在调整违约金之后仍体现惩罚性的典型案例,法律效果明显。为使得惩罚性违约金在调整之后也足以体现其惩罚功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司法实务中,应主要依据目的解释的逻辑分析判断合同中的违约金性质,并根据其性质区分调整,这具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公益诉讼   消费者权益   诉讼主体   惩罚性赔偿  

摘要： 伴随着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的产生,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出现在我国法律中,然而我国人数众多,层出不穷的消费侵权事件致使我国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形同虚设。消费侵权事件更是直接涉及民生,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只有通过不断完善消费公益诉讼制度才能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文章从我国司法实践角度出发,归纳总结出我国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漏洞,并分析其中利弊,全面地提出了扩大原告资格范围、改善诉讼程序规则、确定惩罚性赔偿规则如何适用等问题。文章认为,应该扩大检察机关诉讼范围,增加消费公益诉讼主体,包括市级消费者协会与消费者个人。增加诉前程序,减轻消费者诉讼费用以及举证责任。明确惩罚性赔偿提出主体、计算方法以及收益分配问题。为了完善我国法律规定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文章将从立法层面提出实用性建议,不断完善我国消费公益诉讼制度。

关键词： 职务犯罪   刑事拘留   监检衔接   强制措施   权利保障  

摘要： 2018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第三次修改,其中新增一个条款,即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被留置人先行拘留。传统的刑事拘留制度中,一般认为其主要功能为紧急到案功能、查证功能与短期羁押功能,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保障被拘留人的人身与诉讼权利。而新增条款可以认为是我国刑事拘留制度的一个新的改变,刑事先行拘留的适用、功能与作用也有所扩大。本文立足于分析监检衔接过程中先行拘留的相关功能、梳理理论争议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成因,进而探索如何在现有制度模式下,用好刑事先行拘留制度。 本文除引言外,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职务犯罪案件“监检衔接”先行拘留的制度概述。该部分主要介绍程序衔接过程中,先行拘留的适用情况。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该措施的提出背景与适用条件,即适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完善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衔接模式;二是此处先行拘留的特征与作用,主要包括径行性、相对临时性与程序主体特定性特征与程序起始、工作衔接、持续羁押的作用;三是总结监检衔接中设立先行拘留的具体意义。 第二部分,“监检衔接”先行拘留法理问题检视。该部分主要分析在“监检衔接”适用先行拘留过程中产生的法理问题;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此处的先行拘留与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矛盾;二是此处的先行拘留与传统刑事先行拘留的矛盾。 第三部分,“监检衔接”先行拘留存在的问题。该部分主要是提出此项措施适用以来,从立法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立法层面,转入先行拘留的规定不完善;二是操作层面:转入先行拘留的工作机制不完善;三是保障层面:先行拘留期间的权利保障规定缺失;四是错案赔偿层面:对于错误拘留的国家赔偿规定缺失。 第四部分,完善现行“监检衔接”先行拘留制度的构想。该部分主要是对以上问题的回应,探究如何在现行模式下,在程序衔接的过程中,用好先行拘留制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监察法规与刑事诉讼法规关于先行拘留的规定,协调各法律规范的关系;二是完善监检衔接过程的审查模式,具体包括明确将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计入到审查起诉期限、规范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案卷内容与形式、人民检察院严格落实审查逮捕的相关规定;三是落实被拘留人的人权保障工作,具体可以从保障被拘留人知情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权以及律师帮助权入手;四是完善错误拘留的赔偿制度。

关键词： 行政诉讼   简易程序   程序公正   司法效率  

摘要： 2021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并实施的《关于推进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意见》。《意见》旨在深化行政诉讼改革,实质解决行政纠纷,这其中,着重强调了行政诉讼中的简易程序,这说明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还需要深入地探索。2015年我国新颁布施行的《行政诉讼法》立足于国家司法实务现状、借鉴德、法和中国台湾等地区简便程序规定以及参考民事刑事司法程序,增设了简易程序。简易程序从适用范围、审理期限、审判组织以及程序转换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规定,目的是为了更大程度的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保证行政诉讼案件的公正审理,在司法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解决当事人的诉累以及类型化的处理行政诉讼纠纷以节约诉讼成本。从司法实践以及一系列数据中显示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率偏低,地方不同法院对简易程序的适用水平和效果也参差不齐,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在具体使用种能够简化到怎样一个程度也没有给出衡量标准,适用范围种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类型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量较少,因此简易程序制度的设置并未达到立法者的预期效果。从简易程序的立法上看,首先,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规定模糊,政府信息公开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出现一系列问题;其次,在衔接机制上,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的转换制度规定也不明确、级别管辖之间存在冲突;最后,简易程序的审理规则也不够细化,规定的审理期限过长可能会减低诉讼效率,降低立法预期,审判组织仅适用独任制可能不利于案件审判结果的正义要求。因此,立足于当前的司法现状,对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内容进一部完善和优化,明确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一系列规定,适用范围标准可采用列举+概括(兜底)+排除,规定合理的适用款额、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排除在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之外;调整程序之间的转换规则,级别管辖规则;规范简易程序的启动方式、审理期限以及审判组织,限制简易程序的上诉以及发挥行政调解在简易程序中的作用,确保简易程序能够发挥出其最大效用。

关键词： 关联交易   公允性标准   诉讼主体   责任形式  

摘要： 市场经济下之下,本身应当遵循鼓励交易原则。然而,公司关联交易与生俱来具有利益冲突性质,如不加干预,则公司关联人将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或影响力实施非公允关联交易,攫取公司利益。在非公允关联交易之中,公司之自由意志受到侵蚀,交易的结果亦通常伴随着公司利益受损。公司法需要通过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审批制度在事前预防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发生,同时,公司法亦需为非公允关联交易提供事后的救济机制。然而,在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则下,针对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司法救济体系尚未臻于完善,对利益相关方行使救济权利的保护仍有诸多不足之处。基于此,借公司法修订之契机,本文拟结合《公司法(修订草案)》中的变化、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对非公允关联交易纠纷中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完善非公允关联交易司法救济的体系。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系针对非公允关联交易纠纷的实证考察。笔者在检索了近三年“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由项下裁判文书的基础上,对相关文书进一步排列、整理,最终汇总到86例案例样本。若立足于司法救济的视野梳理案例样本中的争讼焦点,则非公允关联交易纠纷的主要争议在于司法救济的前提、主体、形式和范围。第二章系针对非公允关联交易司法救济的前提进行探讨。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关联交易损害了公司利益,即关联交易不公允,法院在判断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之前,首先应当界定案涉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其次,在界定关联交易正当性时应区分关联交易的程序公平和实体公平,对于程序公平要件的证明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而实体公平要件的证明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如此有助于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平衡。第三章系针对非公允关联交易司法救济的主体进行探讨。笔者以一审胜诉或部分胜诉为条件对前述86例案例样本进一步筛选,甄别出29则案例。借助于对相关案例中诉讼主体的实然形态进行整理与分类,本章进一步分析了非公允关联交易司法救济中请求权主体与责任主体的应然形态。鉴于非公允关联交易不仅直接损害公司利益,也间接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之利益,故后者亦可以提起非公允关联交易诉讼,其中,公司股东提起股东派生诉讼需履行法定前置程序。就非公允关联交易司法救济的责任主体而言,其不仅包括法定五类责任主体,即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管,还应当包括实质履行高管职权者及法定责任主体的共同侵权人。第四章系针对非公允关联交易司法救济的形式和范围。非公允关联交易的责任形式包括赔偿责任、恢复责任和归入责任。对于赔偿责任,其应当包括公司因非公允关联交易所蒙受的实际损失额及其利息,如案涉关联交易所造成的损失额难以确定,则可由法院根据案件事实酌情确定;所谓预期可得收益损失不应当纳入赔偿责任的范围;此外,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股东因提起非公允关联交易诉讼所支付的合理律师费不仅可以要求公司承担,亦应当可以请求败诉方负担。对于恢复责任,主要是返还因非公允关联交易所取得的财产,即恢复至关联交易损害尚未发生的状态,但是,如财产无法返还,则关联交易合同相对方应当履行折价补偿之义务。对于因关联交易引发的归入责任,即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管需将其因非公允关联交易所取得的收入全部返还给公司。

关键词： 绿色原则   民法典   合同编   基本原则   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  

摘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大力实施和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要求,民法生态化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民法典》第九条将绿色原则列为基本原则是对“绿色理念”的回应。《民法典》目前在合同履行和附随义务的旧物回收义务中有关于绿色原则的零星规定,但远远达不到合同体系的绿色化,在学界研究中,多数学者以《合同法》本身为依托,力求从合同变更、合同解释、合同履行等角度提出绿色制度构建,但是随着民法典的诞生,《合同法》于2021年1月1日也同时废止。加之绿色原则是目前社会实践所大力倡导的原则之一,但是由于其具有原则属性的局限性,一般不能直接适用于具体案件,目前也没有针对绿色原则的司法解释,由此就容易产生绿色原则在具体适用时难以根据具体情形进行界定,那么此时,是否可以一刀切地将绿色原则适用于所有环境案件,还是针对具体环境案件有所区分?难以酌定。并且,现有法律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有《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与资源保护相关的有《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等,但这些法律均属于公法性质,也就难以避免倾向于公共环境权利保护,多规定的是政府等公权力主体的环境资源权利和环境资源责任。但是环境权益作为现代社会公众的个人权利之一,上述各项环境资源保护法律对其保障难免会有较大的局限性,又因《民法典》中仅有零星规定涉及民事主体的环境权利保护,难以涵盖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多数甚至是全部的公众环境权益受损害情形,由此一来,当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环境权益纠纷时,到底是适用绿色原则解决问题,还是适用某一部环境资源相关法律来处理难以协调。因此,本文以《民法典》合同编为依托,从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变更、合同解释以及附随义务入手完善合同编制度的绿色化,并且将排污权合同、资源分配合同和环境服务合同三大类环境合同列入有名合同划分。

关键词：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证明责任   分配规则   证明责任倒置  

摘要：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取得了显著成就。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标志着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初步确立,检察机关作为原告的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增多,但是在不同的案件中,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尽相同,缺少严格的立法规定,对诉讼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证明责任在诉讼案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诉讼之脊梁,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责任规则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也不同于环境侵权私益诉讼“证明责任倒置”,作为一类特殊的诉讼,其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分配,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更影响着司法的公平公正。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展开论述: 第一章,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概述。首先对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点进行介绍,分析这一制度的特殊性,其次对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依据进行介绍和总结。 第二章,现状和问题分析。在立法层面上对一般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和环境诉讼的特殊规则进行分析,在司法层面上结合诉讼案例分析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对我国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规则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 第三章,域外国家制度的分析。对域外典型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日本的制度进行考察和分析,从中得出启示,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总结可以借鉴的经验。 第四章,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对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规则提出了完善建议。首先明确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多元化证明责任体系;应当统一立法规定,并根据证明对象区分证明标准;根据原告主体制定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同时完善环境信息披露、证明妨害以及法官释明等配套制度。

关键词： 亲子关系否认之诉   原告资格   证明责任   推定规则   形成判决  

摘要： 亲子关系否认之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73条增设的一项重要规定。这项规定填补了我国有关婚生子女否认的制度缺口,满足了亲子关系否认类案件大量存在的实践需求。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检索与总结,可发现当前司法实践中关于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三方面:其一是原告资格的认定问题。《民法典》第1073条将原告范围严格限定在父与母之间,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子女与其他第三人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情形,从而出现立法不能满足实践需求的现象;其二是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责任划分问题。按照诉讼法学原理,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原告应当对亲子关系是否存在的事实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进而原被告双方基于自己的主张履行主观证明责任。但相关司法解释运用诉讼妨碍理论围绕亲子鉴定程序设置了推定规则,将原告的部分证明责任负担转移给被告,以期在二者之间实现平衡。这一特殊规则在实际运用中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确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必要证据认定标准不明确和推定规则适用绝对化两方面。此外,亲子鉴定作为诉讼前提交的证据或诉讼中启动的程序均存有问题。其三是亲子关系否认判决的性质及效力界定及其生效后相关当事人的权利救济问题。本文采用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及比较分析法,通过结合现有法律规定、相关诉讼法学原理及学者观点对上述司法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对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完善建议,具有实践参考及理论完善的双重意义。本文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规范基础。首先界定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概念;进而整理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规范变迁;再对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规范目的进行总结;最后分析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实体法基础。第二部分,亲子关系否认之诉中原告资格的确认。包括父或母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子女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第三人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第三部分,亲子关系否认之诉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涉及主观证明责任的划分;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特定规则的适用。第四部分,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判决形式。首先要对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性质进行认定,系形成之诉;其次对亲子关系否认判决的性质进行认定,系形成判决;最后分析亲子关系否认判决的类型与效力,司法实践中亲子关系否认判决的具体类型总是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关联,但均具有既判力和形成力,对后诉法院及相关当事人产生影响。第五部分,我国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完善建议。包括适当扩大适格原告范围;合理划分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责任;规范亲子鉴定的适用;明确适用推定规则的条件;构建对权利受到不利影响之第三人的救济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