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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监察赔偿   国家赔偿   赔偿范围   程序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其中第67条开创性地确立了监察赔偿制度。监察赔偿制度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人权保障、国家责任在监察法中的重要体现,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监察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促进制度落地是深化监察改革的重要任务。2021年9月20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其中第280条、281条对监察赔偿制度的受案范围、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权人以及赔偿形式作出规定,但该规定不能满足现实的复杂多变的要求,也未能解决与《国家赔偿法》衔接问题。通说观点认为,对于监察赔偿规定未明确之处不能直接类推适用《国家赔偿法》中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相关规定。因此,如何做好与《国家赔偿法》衔接问题是理论界的热点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监察权的性质、监察赔偿的基础理论入手,梳理学术界的不同观点,结合《国家赔偿法》中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的相关规定,提出对监察赔偿的制度完善建议。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分三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监察赔偿的基本概念。监察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监察法中的贯彻,二是在于国家责任,三是基于对人权的保障。监察权是宪法确定的国家权力,具有直接的政治属性。《国家赔偿法》对于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是根据造成损害的国家机关的权力性质进行的划分,因此监察赔偿不宜直接参照适用。第二部分,监察赔偿制度的现状与不足。全国人大授权国家监察委制定了《实施条例》,然而《实施条例》只用了两个条文对监察赔偿的受案范围、赔偿形式、赔偿义务机关进行原则性规定。从现有裁判文书等数据库中,未查询到监察赔偿的案件。由此可见,监察赔偿的法律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监察赔偿制度从法条走向实务存在障碍。第三部分,进一步完善我国监察赔偿制度的具体建议。在归责原则上,监察权和刑事侦查权具有相似性,应采取违法归责和结果归责相结合的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监察机关的侵害行为必须满足权利标准和行为标准方能纳入适用范围,职务升迁的利益、监察机关作出的政务处分决定不在监察赔偿的范围内,对于监察权合法运行情况下被监察人员自伤、自残行为、监察人员个人行为不适用监察赔偿。在具体程序上,原则上应当作出侵害行为的监察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派驻监察机构、监察专员的被派出单位为赔偿义务机关。在赔偿形式及标准上,应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抚慰金纳入赔偿形式,标准上适用填平规则。在程序实现方面,申请监察赔偿路径上应多元并行,赋予受害人程序选择的权利。一方面,要给予监察机关自我纠错的机会,由受害人直接向监察机关提交监察赔偿申请;另一方面,也要体会受害人面对向监察机关索赔的压力,监察机关自我纠错可能的现实困境,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监察赔偿决定。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   证明责任   行政机关   调查取证权  

关键词： 母子公司   母公司股东利益   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   诉讼主体  

摘要： 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各种商事制度的兴起,以母子公司为框架的经营模式已经成为常态。当子公司董事、监事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行为对公司不断造成损害时,而子公司以及作为子公司股东的母公司均怠于提起诉讼,此时如何维护母公司及母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当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顺应形势合理缜密地设置双重代表诉讼制度,把母公司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对象范围延展至全资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子公司当中,防范各种企业内部人员的不法行为带来的损害以及保护母公司股东权益等方面充分发挥制度价值,顺应市场发展模式下公司结构的转变,也是公司法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2016年《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曾尝试引入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但是在2017年发布的正式条文中由于各种原因却又删除了相关条款,由于这一立法态度的摇摆以及实践当中确实需要该制度来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引起了理论和实践界的学者对该制度的广泛关注和争议。2021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进行审议。12月24日,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当中的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出现了股东双重代表诉讼的影子,但是对于制度设定后的若干问题仍无详细规定,面对这种司法困境,当前有必要审慎严谨评估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并进一步研究该制度引入后的配套制度。探究该制度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融合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围绕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从现存司法困境出发,论述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不足之处,阐明股东双重代表诉讼的概念内容及其价值,论述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在理论上的可行性,实践上解决司法裁判分歧的必要性,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中188条正式通过后,需要完善的配套制度。本文重点讨论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母公司由于持有子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同,因此受子公司影响不同,因此,子公司遭受何种程度的损失以及该损失对母公司的牵连程度即重要程度的界定条件也是应当重视的问题。修订草案中将有权提出代表诉讼的股东限制于全资母公司的股东,是否应当将股东双重代表诉讼限制于全资母子公司,需要进一步讨论。二、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突破了母子公司的独立地位,需要探究这一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概述   程序   实体  

摘要： 随着公益诉讼的探索深入，现阶段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因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适用不明确等原因引发了司法实践中程序、实体等若干争议问题。笔者以某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120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120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基础，分析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 在线诉讼   当事人   权利保障   互联网司法  

摘要： 在线诉讼指借助在线诉讼平台等信息技术的帮助,使得当事人可以在线上完成立案、证据提交、庭审、送达等诉讼流程的过程,是互联网司法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线诉讼最初只是各地法院在小范围内探索试点,而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成为数字时代法院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缓解目前法院系统“案多人少”困境的良方。在给当事人带来便利的同时,在线诉讼对于传统诉讼的流程、规则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只有保障在线诉讼中当事人的权利不受减损,才能使得当事人信任在线诉讼,从而利于在线诉讼的进一步推广。在线诉讼的诞生主要有三个原因:案件数量爆炸式增长、传统案件审理模式难以适应涉网案件、法院信息化建设成果显著。而在线诉讼在我国的发展历经了准备、诞生、发展、强化四个阶段。在线诉讼与传统诉讼相比尽管形式上发生了改变但其本质依然是诉讼,在线诉讼的正当性来源于当事人的同意,合法性来源于与传统诉讼具备效果等价性。在线诉讼的相关规则构建均体现我国法院对当事人权利保障的重视。而在线诉讼具有提升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弘扬司法为民精神,增加司法透明度、促进人权保障等重要意义。由于在线诉讼自身的特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当事人的权利受到影响,这些影响存在正面的,也存在负面的。在实体权利方面,当事人的公正裁判请求权、个人信息权益、隐私权等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制度支撑不足、诉讼等价性未完全实现、庭审仪式感削弱等因素导致当事人的公正裁判请求权受到影响。而在线诉讼中各个环节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有待加强。在诉讼权利方面,诉权行使可能变得困难,程序选择权的相关规定也有待明确,如何保障在线诉讼中证据的真实性等问题均有待解决。只有保障在线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不受负面影响,才能有助于在线诉讼的进一步推广。为更好地保障在线诉讼中的当事人权利,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对在线诉讼中传统诉讼基本原则进行调适。对直接言词原则、诚信原则、平等原则等诉讼基本原则的本质进行重新理解与构建,并引入技术正当原则这一在线诉讼中的新原则。第二,为当事人权利保障提供制度层面的支持,分别从树立意识、加强软硬件建设、数据安全运维保障、扩大法律咨询及法律援助覆盖范围、推广在线诉讼等方面提出设想。第三,针对在线诉讼流程中当事人受影响较大的各项权利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如: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保障自行代理权及律师权利、构建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机制、完善在线质证规则等。

关键词： 环境标志制度   法律体系   认证制度   监管机制   救济机制  

摘要： 环境标志制度是一项较为新颖的环境管理方式,在很多国家都有所建立与发展。该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其遵循自愿申请的模式,通过申请者自愿申请环境标志的行为,不仅可以帮助申请者提高声誉,从而实现经济效益,而且可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弥补传统环境执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不足与缺陷。但环境标志制度毕竟在我国发展不到三十年,在立法层面缺乏统领性的法律法规,来对环境标志制度进行系统性的规定与管理。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环境标志中四类具有代表性的环境标志,分别是中国环境标志、中国节能产品认证标志、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标志和绿色市场认证标志,明确环境标志制度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为进一步推进本文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经过详细的梳理,我国环境标志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标准制度、认证机制、监管机制、救济机制以及公众参与机制。因此,本文主要是想通过对环境标志制度的各个方面的缺陷进行分析与论证,并借鉴国外环境标志发展经验的方式,为我国制定环境标志统领性法律法规的工作,提供结构性参考和指引,进一步促进我国环境标志的发展。

关键词： 非新产品方法专利   证明责任   合理努力   可能性较大   临时心证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发布了《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知产证据规定》),其中第三条立足于非新产品方法专利举证困难的特点,为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作出了规定,打开了解决非新产品方法专利诉讼中举证不充分问题的新篇章。根据该条规定,权利人的举证在满足“相同产品”、“合理努力”和侵权“可能性较大”这三个条件后,法院可以让被告举证证明其不侵权。《知产证据规定》的颁布,有望改善非新产品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举证状况,但是在《知产证据规定》第三条适用时,“合理努力”和“可能性较大”这两个前提要件的判断标准还未得有明确规定,其适用后被告举证的性质也存在不明确性。本文基于此开展研究,对《知产证据规定》的适用前提和适用后果进行讨论。全文分为四个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产品专利方法侵权诉讼的相关法律规范和实务表现出发,对我国目前的非新产品方法专利侵权诉讼的情况进行概述。从相关立法和近几年的非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案件来看,我国对非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的规定比较笼统,诉讼中被告主动提出具有实质意义证据的比例较小,在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法院在是否可以由被告举证的立场上也相对比较保守。第二部分是对《知产证据规定》第三条的适用效果的界定。被告的举证性质为何,经分析存在分配举证责任或者转移证明责任从而使被告承担证明责任的观点,也有通过事实推定和证明妨碍手段从而使被告承担提出证据责任的观点。这两种不同的举证责任决定了该条被适用后,被告是从本证的意义上证明还是从反证的意义上证明,以及是否需要承担真伪不明时败诉的风险。本文认为,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更无转移证明责任一说。而且该条法律规定也也并非是根据事实推定或证明妨碍而使被告承担提出证据责任,而是通过强调法官的临时心证,强化被告的举证义务,使被告负担提出证据责任。第三部分是对“合理努力”适用标准的澄清。我国目前的研究尚未对非新产品专利诉讼中原告举证义的“合理努力”作出解释,司法实践中对这一要件的重视程度也不够。通过对比合同义务中的“合理努力”义务,并参考美国判例中的认定标准,本文认为,应当对“合理努力”采取范围内更为宽松的标准,不能要求原告穷尽所有举证手段,也不得以穷尽所有证据调查手段为硬性判断标准。第四部分是对“较大可能性”适用标准的明确。这一要件是决定原告是否能够适应该条的关键,但是司法实践中对较大可能性的认识从程度最重的“确凿、充分”到“优势证据”,再到“初步证据”,可谓五花八门。通过借鉴美国判例中的经验,并结合《知产证据规定》第三条适用的法律效果,本文将“较大可能性”的程度限定为“轻微可能性”,这样既不会给被告带来过高的风险,也更有利于发挥该条款的作用。

关键词： 初中科学   生活素材   基本原则   教学方法  

摘要： 科学课程是初中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对于培育学生的科学素养意义重大。在科学课程教学中，教师需要注意到教学方法的优化，尤其是要注重对生活素材的运用，基于生活素材创新科学教学，让科学教学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笔者针对生活素材在初中科学中能起到的教学作用展开分析，探讨运用生活素材展开教学的基本原则，提出运用生活素材实施教学的具体方法，希望能够给初中科学教学带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自助行为   法律适用   证明责任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通过,第1177条首次在法律中规定了自助行为并对基本内容进行了概括表述,这是一项标志性的突破。法律规则比较原则性、概括性,而法律适用需要面对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回答形式各异的法律问题。目前,我国既没有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指导性案例,自助行为的裁判依据十分匮乏,将对自助行为的法律适用将形成挑战。除此之外,自助行为实效性突出,对于维护群众自身合法权益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其本身存在认定困难、易激化矛盾等问题使得自助行为的范围需要被限制以防止私权的滥用。因此,《民法典》1177条是自助行为具体的法律适用还需要对法律进行细化解释、统一标准才能对自助行为作出正确的判决。本文从司法案例中总结自助行为法律适用的问题引出全文,主要通过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实体法上,以《民法典》1177条为核心、自助行为构成要件为主轴对自助行为适用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细化的内容进行讨论。从主观方面、行为目的、行为措施、事后程序等方面讨论具体法律适用中可能存在分歧的内容,为自助行为的法律适用提供参考。提出情况紧迫的关键在于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产生难以弥补的损害、自助行为的方式目前仅限于扣押财产与暂时限制人身自由两种、合理措施的标准应当是“一般人在此种情况下会如何处理”等观点。诉讼法上着重分析自助行为的证明责任问题,对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等进行探讨,为自助行为的适用提供程序法上的支撑。对自助行为的性质认定为抗辩事由,认为应当将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证明标准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认定自助行为。

关键词： 互联网法院   管辖   专门法院  

摘要： 互联网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产物,进入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会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信息技术给人类带来便利性,提高社会运转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互联网纠纷,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了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快速解决互联网纠纷、同时缓解诉讼爆炸带来的压力,互联网法院应运而生。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中国司法改革领域的创新,同时也是中国建设法治网络、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的重要举措。互联网法院成立至今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本文通过结合互联网法院所作的裁判文书,分析互联网法院管辖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本文从互联网法院的定位、管辖范围、地域管辖制、协议管辖制度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互联网法院管辖制度的困境。首先,互联网法院在设立方式、管辖方式、管辖对象上的特殊性让它与普通法院区别开来,更接近于专门法院,但由于缺乏法律的明文规定使得互联网法院当前的地位局限于基层法院;在管辖范围上,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专业性不足制约着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互联网法院的集中管辖方式欠缺合法性,屡遭学界质疑;此外,网络的无边界性与传统地域管辖规则冲突,传统的地域管辖规则无法直接应用于互联网法院审判的新模式;再次,在协议管辖制度方面,实际联系地原则限制了该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实践中协议管辖效力不明。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明确互联网法院的定位;合理界定管辖范围;建立跨行政区划互联网法院管辖制度;完善地域管辖制度;完善协议管辖制度。以期更好的发挥互联网法院的治理与探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