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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证明责任   夫妻共同债务   法律要件   家庭日常所需   共同生产经营  

摘要： 《民法典》出台后,其第1064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基本延续了《夫妻债务纠纷解释(2018)》的相关规定,但之前存在的问题尚未解决。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实践中依旧存在“共债共签”要件规则证明混乱、“家庭日常所需”证明标准不统一以及证明责任分配失衡的问题。归根结底,本文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于三种类型的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要件的证明规范问题,二是举证质证阶段,如何分配债权人、债务人及其配偶三方的主观证明责任问题。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以规范的法律要件为前提,何种要件事实能够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事关证明责任能否成功被履行。若通过举证质证不能在法官心中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就要承担该事实要件证明不利的后果,最终在客观担责阶段承担败诉的后果。针对《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的三种类型夫妻共同债务,需要明确并规范其相关的法律证明要件。鉴于《民法典》仅列举了有限的夫妻共债类型,债权人证明负担较重。因此对于夫妻合意型共同债务,要合理区分举债方配偶的身份。对于“日常家庭所需”型夫妻共债,最主要的是明确日常家庭生活所需的涵盖范围及其标准。可以按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当地日常家庭生活所需的金额标准,在此基础上法官再根据个案进行裁量。在一定金额范围之内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超出此范围则需由债权人证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对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需要明确其证明要件仅有三个:一是债务款项专用性(债务专用于生产经营);二是夫妻经营共同性;三是经营利润共享性。若该经营实体仅夫妻二人,则无需再证明第三个要件。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一方面,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依旧要以《民事诉讼法》第67条及《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0条、第91条为原则,但需要将其具体细化至夫妻共同债务领域;另一方面,考虑到诉讼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便利当事人诉讼的目的,在注重公平价值的基础上也需注重效率价值,可以通过本文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型确定诉讼成本最小化的分配方式,从而在兼顾公平价值的前提下提高审判效率。

关键词： 减刑   公正性   规范化体系   程序  

摘要： 减刑制度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项重要制度,减刑制度构建是否合理公正,不仅涉及到罪犯的权利保障,而且会影响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认可。随着司法实践中产生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以及刑罚观念的转变,现有的减刑制度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复杂案件。我国十分重视法治社会发展,因此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了“严格规范减刑程序,强化法律监督,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的要求。刑罚规范化是司法公平、公正的内在本质要求,亦是刑罚适用的题中之义。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调查资料相结合的形式,针对我国办理减刑案件的实际状况展开调查,采取查阅资料、整合案件等方式,就我国减刑案件办理的现状进行了客观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我国减刑规范化的具体建议,以期对我国办理减刑案件的完善和司法公正性的树立有所裨益。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状况以及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第一章为减刑规范化的概述,简要的介绍了我国减刑的概念、性质、要求以及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减刑规范化的法理。第二章为对我国减刑规范化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主要提出了减刑立法缺陷、监狱机关对罪犯日常考核存在主观性较强问题、执法监督机制缺位、减刑程序的不完善以及罪犯和受害人缺乏申辩保护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上述问题共同指向我国减刑机制存在不规范的问题。第三章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成因分析。针对上述问题,从减刑立法、减刑程序、减刑监督、监狱执法、以及罪犯与被害人权利保护等方面进行分析,对症下药,才能作出改善。第四章是在上述问题成因的基础上,针对减刑规范化提出的完善建议,如建立统一的刑罚执行法律,该部法律应当包含的内容,限制监狱执法的自由裁量权,通过优化记分考核程序,参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建立减刑程序的证据规则、规范法院审理减刑程序来提升审理和裁判程序的实质化和对抗性等方法完善我国减刑程序。

关键词： 电子证据   真实性   认定规则   证明  

摘要： 近年来,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设备和其他类似电子设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们对信息的接收渠道也变得日益宽泛,各种外界信息存在与获取方式的突破使得证据法学和立法面临着紧迫现实的挑战,双方当事人关于案涉证据和案件信息不同程度的分散在网络和电子设备中,在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真相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若案涉电子信息经过人为恶意篡改后提交至法庭,而司法工作人员未能排除且将其作为认定判决裁定依据时,对司法公信力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正确认定电子证据的真实性是时代要求和司法要求。本文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电子证据的案例研究、学术文章的引用分析以及域外国家地区的立法概况进行拆分析解,将电子证据真实性认定作为探讨重点,从司法实践案例分析和综合入手,讨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真实性认定方面的现存障碍,完善举证、质证、认证三个诉讼环节的程序机制,促进司法机关在涉及电子证据的诉讼案件中作出正确裁判。

关键词： 三审合一   管辖   民刑交叉   类型化  

摘要： 近年来,知识经济发展迅速,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也快速增长。知识产权强国策略得到贯彻落实,部分知识产权案件较多的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响应国家政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逐步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实行“三审合一”即将涉知识产权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集中于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通过整理和分析涉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案件判决书以及部分地区法院公报,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占绝大多数,故本文主要研究民刑交叉案件程序协调问题。试点的人民法院都是在不突破原有法律框架实行“三审合一”改革,各地改革不统一且成效不明显,最终限制了这一优势制度发挥作用。对现行四种典型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模式进行归纳整理,发现虽有进步但都不具有普适性。本文试图在现行典型模式基础上,集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管辖权,提出统一的管辖标准。目前没有统一的司法标准规定民刑交叉案件的审理顺序,大多数法院采用“先刑后民”的审理形式,但“先民后刑”因其符合案件发展逻辑,便于审理,也被部分试点法院采纳。本文把握相关知识产权法律的适用标准,总结出各类知识产权犯罪的特征,破除非此即彼的研究方法,运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对涉民事诉讼的四大类知识产权犯罪归以不同的审理顺序,以期达到审判结果公平和效率最大化。选择一条最大限度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又维护国家法秩序的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如下: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概述本文研究背景及意义,总结了国内、国外文献综述,阐述了本文的写作思路和创新之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展应有之义即是“三审合一”,能够极大提高审结效率,处理好知识产权这一具有“公共属性”的私权所引起的诉争。第二部分,介绍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的本质是“同一事实”引起的可能被民法和刑法同时评价的一种竞合状态。分析四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以及四大类知识产权犯罪的成立要素,理顺知识产权侵权与犯罪的关系以及罪与非罪,以此为基础,对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进行分类。紧接着总结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民刑交叉案件诉讼程序现状与问题。第三部分,各地法院改革模式不统一,形成的管辖模式有利有弊。依托武汉模式和西安模式,本文主张在中东部知识产权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实行“下放、跨行政区域三审合一”,在西部知识产权案件较少的地区实行“提级、跨行政区域三审合一”。第四部分,分析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审理形式的优缺点,指出要把握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程序集约化、案件专门化的改革精神,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不同类型的民刑交叉案件适用不同的审理形式。第五部分,提出完善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民刑程序协调的对策,包括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改革有法可依;完善我国已有的技术调查官制度;组建高质量法官队伍。

关键词： 环境权益   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私益诉讼   运行模式   管辖   利益位阶  

摘要： 随着环境问题的进一步加重,环境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环境诉讼包括环境私益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两种不同的诉讼程序。然而,在其运行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某些需要解决的冲突,导致环境诉讼失去了保护环境权益,对受侵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惩戒,对社会进行警示的应有功能。因此,本文从探讨协调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私益诉讼的手段入手,旨在明确环境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联系与区别,并建立合理有效的联系,以实现环境诉讼制度的完善与统一,达到环境诉讼的目的。本文阐述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一般理论,通过分析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私益诉讼的联系和区别来探讨环境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诉讼的两种运作模式进行优缺点的对比,明确我国采取双轨制模式。但该种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过分强调环境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区别,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使得环境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在程序和实体上的运作,在审前、审判和审判后的若干实施阶段中都出现了脱节。主要体现在管辖权、利益层面、审判秩序、赔偿秩序、既判力等方面。因此对于这些冲突如何处理就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从各方面对矛盾进行协调,包括设立专门的环境审判庭,对环境诉讼进行集中管辖;通过确立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充当环境私益诉讼第三人,环保组织与公民作为共同原告提起环境诉讼来实现起诉与审理顺位的理顺,将审理顺位的选择权交给当事人;明确两类诉讼的赔偿顺位,采用国家责任进行补位,确保当事人得到受偿;明确两类诉讼间的既判力。

关键词： 知识产权   惩罚性赔偿   法定赔偿   司法适用   证明责任  

摘要：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侵权行为却屡禁不止,并不能较好地解决侵权行为所产生的问题。随着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被《民法典》所确认以及完善,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抑制侵权行为发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规定应当进一步完善细化,以此满足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需要,如何将这一制度更好融入我国司法适用,则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引言部分对该制度在我国的基本规定和整体情况进行系统分析,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介绍了研究方法,使整个研究思路有重点可依。第一章从该制度理论层面的分析入手,阐明了该制度的内涵,总结了该制度的功能,明确了制度优势与立法目的,讨论了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联系与区别,为整个文章提供了理论方面的基础支撑。第二章对我国的司法适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法律规定、适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第三章在基于前两章的基础之上,剖析了该制度目前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总结该制度在适用中的困境,在实践中存在着多数情况下法官和当事人均不会主动选择适用该制度的情况,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因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混用、知识产权侵权举证难等问题,而导致这一制度的主客观适用条件难以确定、赔偿基数倍数计算困难问题。第四章针对前文提出的问题,在汲取部分域外立法经验值得借鉴之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别对其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措施:对知识产权举证难问题,对权利人以及侵权人具体的责任进行了细分,维护法律的天平作用;将法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核心内涵进行区分,并且明确法定赔偿并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存在;拓宽主观条件的适用范围和情形,对于适用条件,除司法解释所列举的情形外,对相应规则进行补充;明确基数和倍数的计算方式,提出了更为灵活的解决方式。在《民法典》颁布实施的背景下,通过在对知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范围、分配举证责任、对适用条件和计算方式进行进一步细化等措施,使该制度得以更好发挥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关键词： 五育   小学语文   基本原则   有效路径  

摘要： 小学语文学科的人文特征为实施“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应从智育、德育、美育、体育和劳动教育五个方面，挖掘出语文学科知识的教育功能，提升小学生的思维灵活性以及道德水平，促使他们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本文从“五育”并举的理念入手，以创新模式、深挖素材、品鉴教材等为具体的策略点，探寻了渗透“五育”教育理念的最佳路径。

关键词： 事实推定   汉德公式   后果考量   错判概率   证明责任   the presumption of facts   hand formula   consequence consideration   misjudgment probability   burden of proof  

关键词： 宪法   民事裁判   宪法适用  

摘要： 在“齐玉苓案”批复被废止后,关于此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限制,学者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对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上。顺应此研究思路,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法院援用宪法的民事案件为分析样本,探讨实践中宪法适用的实然状态。通过对民事裁判文书的检索发现,宪法不仅仅出现在民事裁判文书的裁判依据部分,也出现在说理论证部分,笔者通过对检索到的案例进行分析,对已有的民事裁判中适用宪法的现象进行系统的总结与反思,以权利、义务条款的适用为核心予以评析。宪法有序地介入民事裁判,一方面是可以增强宪法与部门法尤其是民法的互动性,使得宪法更好地发挥作为根本法指导部门法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可以增强宪法在实践之中的运用,从而进一步提高宪法在法律体系之中的地位。但是笔者进一步认为,关于在我国语境之下的宪法适用,首先要考虑到适用主体——法院,法院在宪法体制中的地位决定了其不可动摇《宪法》的权威地位,然后要考虑的是适用对象——《宪法》本身的性质,最后是在《宪法》框架内从微观层面内考虑宪法条款的特征。通过以上三点综合分析在我国宪法不具有可直接适用性,也就是说,宪法不可以作为裁判依据,但是可以作为说理依据,也就是宪法的间接适用,是可以被允许的。而我国宪法间接适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合宪性解释重要性的体现,宪法说理功能重要性的凸显,民法中的公法条款的初步探讨,公权力对平等主体关系的影响,宪法对民法的补充作用。最后,笔者认为,为了进一步完善宪法在民事裁判之中的间接适用,其一,要明确说理适用的具体宪法规范;其二,适用时候需要进一步说理论证;其三,要对当事人的宪法主张予以回应;其四,要建构宪法说理的案例指导制度。民事裁判中宪法适用作为一种机制,可以作为“社会效果”的评判依据、公平正义的评判依据以及补强性规范。

关键词： 非诉   纠纷解决机制   S省Y县   调解  

摘要： 20世纪末以来,我国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诉讼,它具有灵活便捷、简单易行、低成本、非对抗性等特征,能够巧妙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可以更加有效避免矛盾升级,也能遏制纠纷外溢。然而,我国当前已经踏上了新的发展之路,广大群众渴望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我国却长期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现象,由此引发了新矛盾。我国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复杂化、综合化特征,“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各地区的实践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梗阻,它必须被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也迫切需要根据社会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完善。本文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并选定S省Y县作为研究实例展开深入研究。作为典型的处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基层山区农业县,S省Y县正处于发展上升期,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小区物业管理、经营与消费、生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等矛盾频繁发生,“非诉”纠纷化解面临着案多人少、矛盾多发、群众不满等一系列难题,导致大量纠纷在萌芽状态得不到及时处理,当事人反映问题得不到及时受理,直至矛盾上行至信访部门、法院后难以处理,最终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化解矛盾,成为县域社会治理工作的巨大“痛点”,并且,当地“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亟待解决。本文基于公共管理学学科理论搭建起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考察、实地访谈、问卷调查等调研方法,在摸清S省Y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运用公共管理中的注意力分配理论和组织间网络,综合分析该地“非诉”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存在问题及成因。在机制设置方面主要存在联调联动机制缺失等问题。在机制的运转方面,存在上下层级、各个部门之间衔接力度不够的问题,很难形成矛盾纠纷调处的合力,究其原因,主要是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对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认识还存在不足,考核评价缺位,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等。本文在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闭环运行的三级矛盾化解网络,建立高效的流程体系,完善线上解纷机制等三个方面完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非诉”纠纷解决在实际运作的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在机制的完善与发展方面研究视野和深度还不够,在研究视野上主要集中在法学领域,也没有深入拓展联系到社会学、管理学、法人类学等其他研究领域,研究的范围和广度上都存在一定的限制。本文创新之处主要在于采用公共管理学的分析框架,创新角度研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和发展。而此前相关研究大多数是基于诉讼法角度,本文改变以往惯例,不以人民法院为主导视角进行分析,而是以司法行政的基础视角对“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和发展进行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同时本文在公共管理学与政治学和法学的互动中,还可以让司法行政议题引起公共管理学领域专家学者的进一步关注,让研究视野得到有效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