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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   职务犯罪   互涉案件   管辖  

摘要： 伴随着大数据信息化发展,职务犯罪案件数量陡增并呈现出犯罪实施主体更加多元、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等鲜明特点。职务犯罪这一行为本身往往容易与其他犯罪行为交杂产生,立法上对监检机关的管辖权确定又有重叠的补充,最终导致了两机关在互涉案件中权力运行存在管辖冲突。管辖问题是各机关履行法定职责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为保证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权力运行流畅,《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两法衔接顺畅,需要规范两机关互涉案件中的管辖问题。在探讨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互涉案件的管辖权的过程中,首先通过对涉及的主要法条的具体解读以诠释管辖现状。互涉案件表现出主体互涉和事实互涉的特点,使得规范管辖权的行使存在必要性。较公检机关之前采用的“主罪为主”,监检确立了新的“监察为主调查”模式,可以避免主罪与从罪区分难的弊端,但在适用的过程中仍需要注意比例原则的适用。在互涉案件中,监检两机关在管辖对象、管辖范围、外部机制三个方面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为此,努力探究这些问题背后显现的主客观原因并检视管辖冲突造成的后果。从具有中国特色的角度出发,结合《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创新点与忽略点,将解决两机关管辖冲突的途径分为宏观层面、模式选择以及具体适用。监检两机关基于工作一致性的要求,需要遵循诉讼经济、配合制约、保障人权三大原则,并根据案件需要慎重选择适用的管辖模式。解决管辖问题的具体路径包括明确具备特殊身份的管辖机关以避免权力存在竞合,合理缩减监察机关管辖的罪名以保证职务犯罪案件侦办质量,合理划分监检优位管辖权以充分发挥各自管辖优势,完善分工与管辖协商以配合法律定位。通过管辖的具体适用明确权力行使的边界,以刚性规定规范管辖权的变更。《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存在的法律冲突,未来需要站在新的高度从国家层面予以解释。但我对未来监检两机关针对职务犯罪案件协商管辖制度的形成充满信心。

关键词： 调解   国际商事和解协议   强制执行   新加坡调解公约  

摘要： 调解是一种争端当事人在第三人的帮助下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其在便利国际贸易、节约成本、发展友好的商事关系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但是在国际商事领域,作为调解最终结果的和解协议存在着强制执行效力方面的争议。这严重影响了商事主体选择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积极性。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文简称《调解公约》),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在制度设计层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以指导实践。当下,如何推进公约与我国现有制度进行对接成为需要关注的重点。我国既有的商事调解制度与《调解公约》的规定仍有诸多不相容之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我国执行的实践中面临以下问题:商事调解法规缺位、调解配套机制不健全、审查细则不明、执行存在疏漏。改变当前困局要从实体与程序两个路径进行优化:实体上,要推进商事调解立法、调解机构及调解员制度的完善;程序上,要细化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审查与执行的具体适用,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执行机制。这将有助于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进步与国际商事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立案登记制   起诉条件   诉权   诉讼要件   本案要件  

摘要： 我国201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规定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实行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要求法院一律接收当事人的起诉状,法院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起诉状,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受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也应当释明。立案登记制改革期冀通过规范立案程序、给予当事人程序保障的举措,达到提高立案环节效率,缓解“立案难”的目的。同时,该法律文件指出立案环节需审查原告提交的起诉状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我国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规定的起诉要件是当事人提交合法诉状并缴纳案件受理费,其中合法的诉状是指记载当事人、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的诉状。我国起诉条件在上述起诉要件的基础上,还包含本应属于诉讼要件的相关内容,即法院的主管与管辖、当事人适格、诉讼标的与诉讼利益。大陆法系国家认为立案环节只审查起诉要件,诉讼审理阶段再审查诉讼要件,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立案环节法院形式审查起诉要件,此时对诉权保障的要求不高,程序设置与诉权保障也可以达到平衡。其二,诉讼要件与实体法联系密切,需要当事人在诉讼审理阶段通过举证、质证、辩论的方式履行证明义务。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置于不同的诉讼程序审查,既能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与辩论权,又能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包含诉讼要件,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围也延伸至诉讼要件,这有违程序保障原则与诉权保障原则,造成我国司法实践中“起诉难”现象,为解决“起诉难”的司法实践困境,也为契合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的改革目标,更为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应当降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通过分析立案登记制改革的背景、理念与要求,查明立案登记制与现行起诉条件的冲突和冲突的成因,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现状,明确降低起诉条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降低起诉条件的现实路径:将具有抗辩性、私益性、复杂、具体特点的诉讼要件从起诉条件中剥离,明确诉讼要件审查方式,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最终实现立案登记制改革的目标,保障当事人诉权,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 民商法   民事纠纷   连带责任制度  

摘要： 在民商法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就是“连带责任制度”。特别是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连带责任制度”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事实上，关于“连带责任”的案例，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不少见。例如，在发生债务纠纷时，一家人有可能都要承担债务责任，这就是典型的“连带责任”。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连带责任制度进行优化，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更好地保障大众权益的重要方式。目前，我国的民商法体系对“连带责任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盲区，这都需要重点调整。

关键词： 救济机制   侵权责任法   保险制度   社会救助  

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社会更是日新月异，风险事故好似离我们的生活越行越远，但实际上风险并没有减少，新科技革新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风险，可以说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产品责任事故、核泄漏事故、生产事故、交通事故等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损害。我国正处在高质量发展时期，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仍是重中之重。我国已建成侵权损害赔偿、保险制度、社会救助为内容的多元化救济机制，这种多元化救济机制极大限度填补了风险事故所带来的损失，帮助受难群体和家庭摆脱经济上的困难，为社会平稳和国家安定做出了突出贡献。进一步完善多元化救济机制以更好更快的方式救助遭受损害群体仍然是未来值得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 行政协议   相对人违约   不履行   救济机制  

摘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的新模式,已经在我国多个领域中被广泛应用。关于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行政主体如何进行救济这一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就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时,赋予了行政主体相应的救济措施,有所创新,但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为更好地完善行政主体救济机制,需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考察。从理论层面研究发现,学界存在三种理论:非诉行政执行程序救济说、民事诉讼救济说、行政诉讼救济说。从域外视角来看,不同国家的行政主体救济机制也存在差异。从实践层面考察,对2020年以来涉及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梳理,发现具有以下特点:此类纠纷所涉的行政协议都与金钱给付相关;行政主体向法院申请执行时,选择的路径不一致;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适用法律具有民行结合的特点;审查案件的标准存在区别;法院驳回行政主体执行请求的主要原因是行政主体没有严格按照规范程序。我国目前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时的救济机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现行的司法解释存在冲突,适法存在困难;二是主流的非诉申请执行模式规定不够细致,且缺少理论支撑;三是合法性审查片面,审查标准模糊;四是行政救济模式单一,不足以应对实践中的纠纷。鉴于此类行政协议纠纷的多发性和我国国情的复杂性,首要问题就是通过实践推动行政协议制度的完善。随着行政协议种类日趋多样,其矛盾种类也日趋增多,应当考虑拓宽行政主体救济途径,赋予行政主体原告资格。就目前而言,主流做法仍是采用非诉申请执行进行救济,因此有必要通过增加听证程序,明确审查标准,引入自愿接受条款。基于行政协议的特殊属性,有必要加大行政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的交流,明确法律规范适用规则,以便指导司法实践。

关键词： 陪审请求权   人民陪审制   当事人   诉讼权利   司法民主  

摘要： 人民陪审制是国家赋予国民的司法民主保障机制，而非可供法院选择的审判方式。陪审适用应当由法院职权本位向当事人权利本位转型。陪审请求权是当事人享有的关于案件第一审是否适用陪审及陪审程序如何具体建构的诉讼权利，具有程序性、自愿性和约束性。陪审请求权包括积极的陪审请求权与消极的陪审请求权、任意的陪审请求权与限制的陪审请求权、狭义的陪审请求权与广义的陪审请求权。应区分陪审制在不同性质案件中的具体功能定位，对当事人的陪审请求权及其行为要件予以差别化配置。着力提升人民陪审制的公信力，为陪审请求权提供充分的规范依据、程序保障和制度激励。

关键词： 诉源治理   联合调解   诉调对接   诉权  

摘要： 诉源治理是一项旨在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产生,减少衍生诉讼案件发生的纠纷矛盾化解机制,是由党政领导、政法系统主导、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以“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法院裁判终局”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模式。诉源治理机制的产生背景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基层法院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经验背景。其中一方面表现为社会转型时期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基层法院在探索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中所积累的经验。二是诉源治理机制的制度背景,分别为正当性依据与运行依据。首先,诉源治理的正当性依据在于诉讼与非讼制度,具体的制度依据在于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和大调解机制;其次,诉源治理的运行依据源于国家制定的专项政策,分别由中央规定机制创建,由地方进行具体部署。诉源治理机制的运作结构具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诉源治理机制以人民法院、政法委员会、其他部门组织为三大组织主体,分别包括法院的职能延伸机制、政法委员会的统筹组织过程、部门组织的协同参与过程。在微观层面,诉源治理机制的重点在于该机制运作中的纠纷处理过程,前置环节在于法院对社会纠纷的分类处理。依据参与主体,诉源治理机制的具体纠纷处理过程可以划分为启动、信息研判、联动调处这三个阶段。具体纠纷需首先符合诉源治理机制的启动条件,经过法官对于社会纠纷的研判,法院与部门组织遂联动调解具体纠纷。作为一项被正式推行的纠纷化解机制,诉源治理机制的效果需要结合具体经验与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在功能层面,诉源治理机制在纠纷化解层面具备经验效果,能够填合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信息差,并且形成纠纷解决的认定标准。在司法运行层面,诉源治理机制实际上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不仅为法官提供了事实判断的经验语境,还能够解决事实与规则之间的非对称性,并推助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诉源治理机制在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层面存在问题,主要体现为相应实体规则与程序规范的缺少,导致诉源治理机制中的具体行为其在规范层面无法被精准识别。因此,诉源治理机制的运行应当遵循正当边界,首先需要厘清法院与政法委以及其他职能部门组织边界;其次,法院在适用诉源治理机制时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在诉调对接阶段适用法官回避程序,并且严格遵循法律规则。

关键词： 行政许可   注销程序   正当程序   简易程序   权益保护  

摘要： 行政许可的注销属于许可退出机制,与许可准入一起共同构成行政机关对许可的资格认定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行政注销程序可以被分为普通注销程序和简易注销程序,近年来,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变革使得简易注销程序的应用得以推广。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重许可、轻监管”问题仍未彻底改变,而且理论上对注销程序的性质定位也存在争议,因而在实践中行政许可注销程序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从根本上完善注销程序亟需理论上对此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案件作为分析样本,在对涉及行政许可注销程序的案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行政许可注销程序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注销具体事项不明确;当事人申请注销缺乏主动性;注销程序繁琐且耗时;注销后遗留问题引发诸多困境等等。究其原因,从制度层面上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普通注销程序无明确规范指导;简易注销程序存在明显缺陷;清算制度在实践中陷于困顿;立法上的惩罚机制不明确。鉴于上述原因,对于行政许可注销程序的制度变革,需要以正当程序理论作为出发点,推动行政许可注销程序的完善与重构。首先,应当以正当程序为出发点重构注销程序的启动程序,对其进行合理分流。注销程序可被分为应当注销、可以注销、依申请注销三类而分别建构相应的程序。其次,应当完善注销程序的一般程序,包括清算、公告及惩处机制等。最后,应当矫正简易注销程序的使用,建立其与普通注销程序的有效衔接机制、容错纠错办理机制以及事后追责机制。

关键词： 重复起诉   认定标准   当事人   诉讼标的   诉讼请求  

摘要： 行政诉讼重复起诉是一种诉讼病理现象,应当予以禁止。如果学理上对重复起诉的认定标准存在不同观点,就难免会将理论上的分歧带入到司法实践中去,从而导致司法适用中的混乱与无序,动摇司法裁判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明确行政诉讼重复起诉认定标准的具体适用规则,主要有以下意义:第一,能够避免产生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裁判结果,实现同案同判,提升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第二,能够避免法院重复审理同一案件,提升法院的工作效率,实现诉讼经济的价值追求。第三,能够避免无端增加被告的应诉成本,保护对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106条首次以法规范的形式明确了行政诉讼重复起诉的认定标准。《行诉法解释》第106条将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作为重复起诉认定标准的三个构成要素。这一标准的重要意义在于弥补了以往法规范层面行政诉讼重复起诉认定标准的空白。但是,该标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过于概括,在适用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再次进行解释。这无疑会减损重复起诉认定标准在司法适用中的统一性。 一方面,行政诉讼重复起诉制度与诉讼法理论中的诉讼系属、既判力等诸多理论联系密切,只有从这些理论入手,才能对重复起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是《行诉法解释》第106条规定的重复起诉认定标准的三个构成要素。但是,这三个构成要素的概念范围并非确定无疑,而是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在学理上,当事人有广义当事人、狭义当事人以及形式当事人、实质当事人之分。诉讼标的具体所指为何,学理上一直存有争议,并且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学说。诉讼请求在学理上同样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采用不同的诉讼标的学说,诉讼请求的概念也会随之变化。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均会给《行诉法解释》第106条的适用带来困惑。通过对行政审判实践的梳理与归纳可以发现,不同的法官对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后诉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也有法官未严格按照《行诉法解释》第106条的规定认定重复起诉,而是采用了其他的方法。这些都是导致行政诉讼重复起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无法统一的原因。 为实现行政审判实践中对重复起诉案件的准确认定,提高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应当以《行诉法解释》第106条为基础,准确解读认定标准各个构成要素的概念范围,矫正实践中的错误做法。具体阐释如下:其一,应当以适格被告为标准判断前诉与后诉的被告是否相同,原告相同不仅包含形式上相同的情形,还包括行政诉讼第三人以及诉讼担当的情形。其二,应当依据行政诉讼的类型分别采用不同的诉讼标的学说。在行政协议诉讼、行政赔偿诉讼、行政给付诉讼等主观诉讼中,诉讼标的为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以及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主张。客观诉讼的诉讼标的应当确立为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其三,在认定诉讼请求是否相同时,应当根据诉讼请求的类型和功能进行实质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