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文献中心 更多>>

关键词： 初中英语   班主任工作   融合   必要性   基本原则   作用   对策  

摘要： 班主任是班级的“灵魂”，不仅拥有很多与学生交流的机会，也具有学科教师并不具备的优势，班主任不但能够发挥英语教师的教学职能，也能落实班主任的管理职能，对英语教学起到促进作用，使学生能够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学会用英语表达自己情感、观点。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要把教学与管理相结合，作为初中英语教师，需从英语学科特点出发，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作为班主任，需强化班级管理工作。本文首先分析了初中英语教学与班主任工作融合的必要性与融合的基本原则，随后对两者融合的作用进行了阐述，最后提出了初中英语教学与班主任工作融合的策略。

关键词： 管辖   互涉案件   并案管辖   分案管辖   监察委员会  

摘要： 监察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互涉案件的管辖权归属问题是我国当前管辖领域中的难点问题。正确分配互涉案件的管辖权,不仅涉及到后续相应程序能否合法运作,还关系着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诉讼权利是否能够得到保障。相关法律规定为实证研究提供了考察基准。《监察法》第34条以及相关监察法规中对互涉案件管辖确立的规定遵循了职权法定原则。在一般情况下,对于互涉案件应当由监察机关和其他机关“分案管辖”;在一些情况下,监察机关可以对检察院管辖的14类案件进行“并案管辖”。无论是采取“分案管辖”还是“并案管辖”的办案模式,法律法规均体现和强调了监察机关在互涉案件管辖中的主导地位。从实践运行层面来看,实证分析着重展现了互涉案件管辖办理的现实图景,与规范层面存在一定差异。通过对裁判文书的研究发现:其一,与规范层面的要求不同,在互涉案件的实际办理过程中,监察机关替代公安机关侦查非职务犯罪现象较为普遍;其二,本应由检察机关优先管辖的罪名几乎全部由监察机关并案管辖;其三,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线索移送方式仍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向监察机关单向移送为主。对现状的关照推动对我国互涉案件管辖实践的反思。在我国互涉案件的管辖实践中,不仅有监察机关管辖权突破法定职权范围向外扩张,进而压缩刑事司法机关管辖空间的困扰,还存在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受到实质性剥夺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难以保障、案件移送线索协助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造成实践中互涉案件管辖错位,而存在上述诸多问题的现实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为:第一,对提高案件办理效率的实际需要导致监察机关更倾向采取一并包揽非职务犯罪案件的做法。第二,互涉案件管辖权分配规则的不完善容易造成管辖错位。第三,线索移送制度因缺乏制裁性后果容许了监察机关不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同一主体的非职务犯罪线索。第四,缺乏诸如管辖权异议制度等有效的管辖监督手段来遏制实践中的任意管辖。因此,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国互涉案件管辖权,有必要在现有规则基础之上分类建立我国互涉案件管辖的模式。针对监检互涉而言,对存在事实互涉的案件可以采取“并案管辖”的模式进行管辖;对不存在事实互涉的案件,则应当坚持在监察机关组织协调的前提下“分案管辖”。对监警互涉案件,则可以在恪守职权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监警联合办案的形式,从而克服“分案管辖”的缺陷并发挥“监察主导”的优势。此外,还需要从规定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法定义务和完善线索双向移送规则两方面弥补互涉案件管辖适用规则的缺陷,并通过赋予被调查对象管辖异议权来防止互涉案件管辖错位,促进我国互涉案件管辖朝规范化、正当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取保候审   司法适用   强制措施   权利保障  

摘要： 2021年最高检在《“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中明确强调要坚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惩治刑事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转变“构罪即捕”理念,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政策,抑制过度羁押现象,采取更加有效的羁押替代性措施。在我国,两种主要的替代性措施分别为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取保候审相较于监视居住而言,在实际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更多,更具有研究和解决的迫切性。对取保候审适用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是解决羁押现状问题的现实需要,更是我国贯彻落实无罪推定原则、人权保障原则以及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要求。要想打破审前长期羁押的坚冰,扭转取保候审难、适用率低的局势,让取保候审作用能够真正得以发挥,重视取保候审的适用问题是关键所在,也是选题的初衷所在。本文主要以取保候审的适用为切入点,侧重研究取保候审在司法适用中的现状,以及分析其产生的成因。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收集相关数据和案例,将我国取保候审适用现状概括为以下五点:适用率低,适用罪名过于集中,适用对象不平等,当事人权利救济渠道少,监督管理流于形式。而究其成因,主要是因为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过窄,适用标准不清,保证方式过于单一以及侦查机关面临的多重压力限制其适用。最后,对于影响取保候审适用的关键因素逐个突破,提出完善取保候审适用的对策建议:明确取保候审的适用标准,改进保证方式,优化相关的绩效考核机制,借鉴轻微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提存制度,探索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特定的救济机制、新型的监管方式。旨在为解决我国取保候审率低的现实难题,推动形成“非羁押为主、羁押为例外”的司法模式提供些许帮助。

关键词： 诉   气息   行腔润色   戏曲元素  

摘要： 《诉——读唐诗〈琵琶行〉有感》是吴厚元于1983年创作的琵琶独奏曲,以唐诗《琵琶行》为蓝本,在传统唐代大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借鉴京剧板鼓、古琴等元素创作而成。本文着重于乐曲的演奏分析,从气息、行腔润色、所蕴含的戏曲元素三个方面来对乐曲进行阐述,帮助演奏者在深刻理解乐曲内涵的基础上合理发挥从而进行二度创作。

关键词： 虚拟货币   民事纠纷   司法裁判   合同效力  

摘要： 区块链是虚拟货币的底层技术,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产业的发展,虚拟货币不断推陈出新,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虚拟货币价格水涨船高,推动虚拟货币市场繁荣,引起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但是,虚拟货币市场迅猛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变得愈发没有节制,与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相违背;虚拟货币投资交易行为变得愈发盲目,投资者资金安全难以保障。为了阻止无序发展的“挖矿”行为,我国政府全面整治虚拟货币“挖矿”行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如期实现;为了遏制虚拟货币炒作,我国政府严厉打击虚拟货币交易行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时之间,国内虚拟货币市场遭遇重创。然而这并未彻底浇灭民众对虚拟货币市场的热情,实际中,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和交易活动在隐蔽角落始终屡禁不止,因此产生大量的虚拟货币民事纠纷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亦无指导性案例予以示范和参照,各地法院对虚拟货币法律属性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对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存在不同的理解等原因导致这类案件的裁判尺度不相同,严重破坏我国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司法的公信力无法得到保证与提高。 通过阅读2019至2021年这三年间全部的虚拟货币民事裁判文书,挖掘出834份具有司法研究价值的文书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数据分析与归纳,以数据和案例的形式总结出虚拟货币民事裁判中出现的争议,并对相关争议进行法理分析,为我国虚拟货币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路径完善提供建议。本文的正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虚拟货币法律属性梳理及相关部门规章解读。首先介绍了样本的来源、筛选样本的方法。然后分析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虚拟货币合法性以及法律属性的的认定,现阶段,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院对虚拟货币的合法性及法律属性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本文旨在明确虚拟货币的法律定位。最后解释四部规范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和交易活动的部门规章,确定国家对虚拟货币行业的监管在持续收紧,指出法院应当如何正确地将监管措施运用到虚拟货币民事裁判上。 第二部分,虚拟货币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争议梳理。按照虚拟货币行业流程,在将司法实践中主要的虚拟货币民事纠纷案件分类为“挖矿”合同纠纷与交易合同纠纷的基础上,分别对其争议进行梳理。对于虚拟货币“挖矿”合同纠纷,一方面是法院对合同纠纷效力认定前后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对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的选择差异;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纠纷,一方面是法院对合同纠纷效力的摇摆,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与“挖矿”合同纠纷相似的法律依据选择的挑战。 第三部分,虚拟货币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争议法理分析。首先对虚拟货币合同行为的性质进行分析。其中,通过对虚拟货币产生过程的梳理,明确“挖矿”合同行为是投资行为;交易合同行为按照虚拟货币流转过程中产生金融风险的大小,将其分类为虚拟货币金融业务活动与投资交易活动。然后是分析虚拟货币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的适用,主要是从违反强制性规定规则与违背公序良俗规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通过案例对比发现法院裁判理由与裁判依据的不妥之处,旨在为今后虚拟货币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提供经验教训。 第四部分,虚拟货币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路径完善建议。首先是明确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在对其进行合法性确定的基础上,认定虚拟货币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然后是依据虚拟货币合同行为的性质与有关监管措施,审慎判断虚拟货币合同效力,虚拟货币“挖矿”合同与金融业务合同因危害我国金融安全、金融秩序应当被认定为无效;虚拟货币投资交易行为,在产生的金融风险较小的情况下应当被认定为有效。最后,正确适用虚拟货币合同无效条款,依据公序良俗或强制性规定规则认定“挖矿”合同无效,依据公序良俗规则认定交易合同无效。

关键词： 正当防卫   密闭空间   证明责任   控方证明   辩方证明  

摘要： 正当防卫制度是刑事法学中一项重要的规定,不仅关乎着实体上行为人的罪与非罪,还在程序上与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导向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实现司法公正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近几年,随着自媒体的兴起,民间舆论对正当防卫案件审判结果的关注度比起过去有较大的涨幅,其中不少瑕疵判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以‘山东于欢辱母杀人案’为典型的案例甚至成为了正当防卫司法观念转变的先导。规范性法律文件对正当防卫的关注过分聚焦于实体定罪量刑层面,而对正当防卫的证明规则鲜有人问津,导致我国此领域长期于法无据,各地司法机关各行其是,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随着‘天网监控系统’的普及,几乎覆盖了我国所有的大城市,绝大多数发生在公共场所的刑事案件基本都可以取得监控视频这一类的直接证据,《指导意见》颁布后,普通的正当防卫案件几乎全部在审前阶段得到妥善解决,司法机关根本不需要考虑相关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但正当防卫证明分配规则的缺失却直接导致仍然驶入审判程序的“密闭空间内的正当防卫案件”成为“罗生门”。各地司法机关基于对比较法的借鉴和实体法与程序法关系的参考、取证调查难易程度的考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控方证明说”、“辩方证明说”和“自由心证说”三大阵营的分歧。“密闭空间内的正当防卫案件”的判决结果五花八门的成因既有防卫意图法定证明方式付之阙如、司法机关的“道德洁癖”和我国群众朴素道德感的龃龉的现实困境,也有四要件犯罪构成旧理论的要素分配与三阶层新理论的抵牾和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法理与无罪推定的法治精神的博弈的法理困境。有鉴于此,笔者将对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演进过程和部分有代表性的案件进行阐述,并结合热点案件出现时互联网舆论的波动,正视当前对于我国正当防卫的证明规则模式的取舍仍存在较大的理论局限性,无法形成足以服众的主导学说的现实,探讨迂回跳脱无休无止的应然法理窠臼,从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本质、群众需求和实用性等全新视角有所作为,探索足以长期有效助力于解决“密闭空间内的正当防卫案件”司法实践正在焦灼的“两难困境”,凸显出正当防卫制度赋予公民勇于同不法侵害作斗争的自然正义性。深刻论述“密闭空间内的正当防卫案件”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虽不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却需要对争点形成承担主张责任的规则建构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背景下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 认罪认罚案件   被害人   量刑参与   诉讼主体   量刑程序  

摘要： 效率价值导向从认罪认罚制度诞生之日起便具有了优势地位,认罪认罚案件中弱化被害人诉讼参与有益于诉讼效率提升,减小制度实施阻力。但从社会整体效益的变化来看,若阻塞被害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参与渠道,被害人被遏制的不满将通过其他更激进的方式表达,如申诉、信访等等,如此反而不符合效率价值内涵。在秉持公正基础上的效率观的指引下,应当重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害人参与问题。而认罪认罚案件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而言,审查起诉阶段控辩量刑协商达成的量刑合意,对量刑建议乃至量刑裁判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本文从被害人量刑参与权出发,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构建起以审前程序参与为核心,审判程序参与为保障的诉讼全过程参与路径,满足被害人实质参与量刑程序需求,进而修复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量刑程序的正当性。被害人因受犯罪直接侵害产生了恢复需求,其参与量刑程序有益于通过正当途径平衡复仇心理和填补物质损失,修复所受损害。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害恢复所依赖的诉讼程序不同程度被简化,应当赋予被害人更充分的量刑参与权弥补程序简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被害恢复目标。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既是准确把握被追诉人是否符合认罪认罚真诚悔罪主观要件的必要方式,又是全面评价量刑情节实现公正量刑的必要手段,亦是拓宽监督渠道保障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正确行使的有效途径。被害人量刑参与蕴含着程序正义价值内涵,提升了被害人的公正感受,消解了制度运行中潜在不安定的因素,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促进裁判认同,以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答好社会满意的司法工作的时代问卷。第二部分考察认罪人认罚案件中被害人量刑参与现状。本文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个别访谈与裁判文书统计分析,总结出被害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参与现状。一是通过访谈探究量刑协商程序中检察机关如何听取被害人意见,含听取时间、方式、频次、被害人意见与效率价值的关系及被害人意见不同时的处理方式等访谈内容。二是通过抽样调查认罪认罚案件500份裁判文书,阐述审判阶段被害人庭审参与度、诉讼角色功能、量刑意见实效以及被害人意见与认罪认罚启动之间的关联性等议题。借此综合分析被害人在量刑证据搜集、量刑协商、量刑调查与辩论、量刑说理等量刑程序中的作用。第三部分探析被害人量刑参与困境及其形成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害人整体参与不足,一定程度反映了被害人面临的困境,具体体现为:主体地位缺失、参与途径不畅通、量刑意见无实效、保障机制不健全。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认罪认罚案件诉讼效率优先与被害人深度参与之间的价值冲突,二是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强参与与合作性司法中被害人弱参与的理念碰撞,三是被害人主体地位与被追诉人、检察机关存在角色利益冲突。法律制度是价值权衡的产物,被害人参与不足或过度参与均是对利益冲突处理不当的后果,应当平衡各方利益,把握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的合理限度。第四部分提出被害人量刑参与的细化路径。首先,针对被害人量刑参与存在的困境及其背后成因,建立解决价值冲突的基本遵循,即认罪认罚案件应当秉承公正基础上的效率观,于协商性司法理念中纳入恢复性逻辑,在保障被害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坚持适度参与原则。其次,以被害人享有的基本知情权、提出意见权、异议权等权利为内容,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分别构建起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具体规则。最后,设置被害人量刑参与的救济和保障机制,健全检察机关量刑听证程序与法院外部审查相结合的双重救济体系,完善以法律帮助、法律援助、司法救助为内容的配套措施,保障被害人有序、有力、有效地参与量刑程序。

关键词： 施工管理   基本原则   规划和实施   提高作用  

摘要： 本文旨在研究如何优化建筑施工管理以提高建筑工程质量。首先，介绍了优化建筑施工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策略，包括项目管理、资源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和进度管理等方面。其次，探讨了如何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包括定义建筑工程质量和评价指标，分析优化建筑施工管理对建筑工程质量的影响，并通过实例分析来验证结论。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建筑施工管理、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对一切义务   诉权   国际法院   个别意见  

摘要： 国际不法行为的非受害国能否在国际法院起诉违反义务国一直是学界和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在2012年的“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判决中,国际法院绕开比利时有关受害国地位的论证,推导出比利时源于“对一切义务”的诉权。随后在2022年的“冈比亚诉缅甸案”第一阶段判决中,非受害国冈比亚在起诉时并未论证自身利益直接受损,而国际法院则首次承认了非受害国源于“对一切义务”的诉权。围绕“对一切义务”和源于此种义务的诉权的讨论已持续多年,而国际法院的这一最新动向再次引发各界讨论。不过,鲜有学者关注法官的个别意见。法官对国际法院判决作出的意见包括声明、单独意见和反对意见,它们对国际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鉴于国际法院在2012年和2022年的两案判决中逐步承认了源于“对一切义务”的诉权,本文聚焦这两个案件,评析法官在声明、单独意见和反对意见中作出的有关此类诉权的观点,并且考虑到法官个别意见为未来裁判留下的裁量空间,试图回答三个问题:1.透过法官的个别意见,源于“对一切义务”的诉权是否合理?法官争议的焦点在哪里?2.涉及“对一切义务”的案件未来在国际法院的处理方式将是怎样的?3.国际法院承认源于“对一切义务”的诉权能为中国带来何种启示?透过法官发表的个别意见,本文旨在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非受害国在国际法院的诉权,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白。本文除第1章序言和第5章结论外,共分为三章:第2章回顾了“对一切义务”与国家诉权的关系和发展。传统国际法上,一国在国际法院取得诉权,要考虑其实体权益是否受到直接损害,该受损之权益是否为相关国际法所保护,并且有权起诉的主体应承担着相应的国际义务。“对一切义务”(obligations erga omnes或obligations erga omnespartes)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 1 970年“巴塞罗那电力公司案”的附带意见(obiter dictum)中,其含义随着国际法院相关判例的增多而愈加丰富,并被收录到《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多年来,国际法院在涉及“对一切义务”的案件中从未谈及源于此类义务的诉权,但自2012年“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判决以来,法院的态度逐渐转变,认为条约缔约国对遵守条约中的“对一切义务”有共同利益,在条约缔约国违反“对一切义务”时,其他缔约国无需证明其是否存在特别利益,便可依据此类义务取得起诉的权利。第3章对2012年和2022年两案中法官作出的个别意见展开评析。各法官对源于“对一切义务”的诉权态度各异,有反对倾向的法官认为法院对诉权的处理违反了国际法院的先例;法院对条约的目的论解释方法让法院对诉权的论证存在漏洞;法院并未妥善处理条款“对一切”的性质和缔约国对国际法院管辖条款作出保留之间的冲突;法院论证依据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尚未成为国际习惯法,而法院承认这种诉权已经超出了草案文意的限制;承认此类诉权也可能引发更多国家对条约中的管辖条款作出保留。而支持的法官认为,承认该种诉权更有利于争取正义;一国根据该种义务取得的诉讼地位与其能获得的实体权益相匹配;过往判例已明确同意管辖原则和规则的“对一切”性质并不牵连;受害国对管辖条款作出的保留不应影响非受害国为维护缔约国整体的利益而在国际法院起诉。第4章展望了涉及“对一切义务”的案件未来在国际法院的受理情况,并对中国提出了建议和应对措施。笔者推测非受害国将能在国际法院取得诉权,国际法院的起诉主体会相应变得更加多元,但更多国家将对条约中在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管辖条款作出保留。小国可能会更灵活地利用各类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而大国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或政治手段来解决争端,并可能运用其影响力来左右非受害国在国际法院的诉讼进程。此外,国际法院可能将承认更多包含“对一切义务”的条约,而这也预示着国际法院有将承认具有“公益诉讼”特征的新型诉讼类型,但是它和国内法下的公益诉讼有一定区别。一国在取得源于“对一切义务”的诉权后,该国后续审理中能够取得的利益也将限于其他所有条约缔约国所能请求的范围,但这种诉讼程序对国际政治博弈带来的影响或许会让这种诉讼类型变得更有意义。面对国际法院的最新动向,中国应继续坚持以协商和谈判为主的政治性解决,保持对所加入条约管辖条款的保留,有限度地参与诉讼程序。同时,我国也应加强国际法治建设人才培养,为未来应对日趋复杂和灵活的国际法院司法机制做好人才储备。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   诉讼主体   诉讼客体   诉讼程序  

摘要： 为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困境,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提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因理论上缺少非遗行政公益诉讼适用的程序规定,实践中只能借用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和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程序救济非遗。借用其他诉讼程序出现起诉主体狭窄、诉讼客体局限于直接导致非遗受损的行政行为、诉讼效果缺乏预防性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考察域外非遗诉讼程序并结合我国非遗自身的特点,构建适合我国非遗行政公益诉讼程序。按照是否将非遗作为独立文化形式保护的逻辑区分,可以分为协同性保护模式和单独保护模式;这两种保护模式在起诉主体和审判程序上相似,但在诉讼客体上有差别。起诉主体方面,非遗起诉主体多元;在审判中,法官可以主导诉讼程序,调查收集证据;诉讼客体方面,协同性模式诉讼客体只局限在直接导致有形文化遗产损害的行政行为,而单独模式的诉讼客体为行政机关不履行非遗保护职责的任何行为。我国非遗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的构建应当参考域外的经验并结合我国非遗的特点。一方面,域外部分国家协同性保护模式忽视非遗的独立性,非遗并不是文物的附属,而是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特殊文化。所以,应当采取单独非遗保护的模式,适用单独的非遗行政公益诉讼程序,拓展非遗起诉主体与诉讼客体,法官在审判程序中能动司法。另一方面,我国的非遗产生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具有无形性和活态传承性,非遗一旦消失难以挽回。在诉讼程序中,应当遵循预防性保护原则、公众参与诉讼原则和非遗保护实质判断原则;非遗传承人不仅具备专业技艺,而且与非遗保护事项密切相关,应当将非遗传承人纳入起诉主体的范围;在诉讼客体上,只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的非遗保护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即为违法;在审判程序中,为有效维护非遗公共利益,法官应当能动司法,对非遗保护事项的进行实质性审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具体规定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判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