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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纠纷   警察行政权   警察侦查权   辅助性原则  

摘要： 从摇篮到坟墓，公民的生活都离不开警察。警察一方面有着守护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超人形象，另一方面又是国家暴力机关的象征，是公权力与私权利有可能失衡的砝码。警察在民事领域行使权力时由于种种原因有侵犯私权利的风险，因此厘清警察概念及功能，进一步探究警察权介入民事领域时引发的问题并据此提出对策，对于公权与私权的平衡，警察形象的树立以及民事主体在纠纷中的权利救济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本文从基础理论出发介绍警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分析警察权介入民事领域的必要性以回应“警察不介入民事纠纷原则”，并对现阶段警察介入民事领域的类型进行整合。　　其次，对警察权介入民事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由于我国警察权集行政与司法于一身，因此这部分从警察行政权和警察侦查权两个方面展开。在侦查权方面，其介入民事领域时极易出现使用刑事手段不当解决民事纠纷的问题，且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警察为了取证随意转换侦查权与行政权，同时出于利益或地方保护等目的，借经济侦查之手介入经济纠纷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出现将地方警察称为“催债之手”的声音。在行政权方面，警察介入民事领域时，由于其是诉前调解中行政调解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治安调解时容易滥用裁量权，面对民事纠纷时又把握不好边界，容易在过度介入与不作为之间摇摆。　　再次，对以上所述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成因分析。首先，我国对于警察概念的界定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而是以“身份化”代替统合性的概念，随着社会发展难以对其作出内涵和外延的解释与延伸。其次，对内警察权两权集于一身造成权力膨胀，使其在介入民事领域时出于各种目的随意转换权力。最后，对外警察缺少应对民事领域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对舆论问题不能把控解决，另一方面自身专业能力欠缺，导致在介入民事领域时左右为难、举步维艰。　　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针对警察权介入民事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行性的对策，主要从制度层面和配套措施层面展开。在制度层面期待构造规范的警察概念使警察在目的上具有介入民事领域的正当性，并针对警察两权集于一体造成的膨胀现象，从健全两权运行体系与用权的监督来解决介入民事领域存在的问题。在配套措施里为警察权介入民事领域时注入辅助性原则以把握介入边界，并建议警察重视舆情的处理和素质的提高,以消解警察权在介入民事领域中存在的疑虑与问题。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思政课教学   青年大学生   价值意蕴   基本原则  

摘要： 思政课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渠道主阵地，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对青年大学生全面认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坚定“四个自信”、激发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主动性，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需要从高校思政课的性质定位和各门课程的具体特点出发，在坚持整体性、分类性和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水平、创新教学话语方式、推进教学方法改革等有效路径，引领青年大学生深刻感悟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真理力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奋力前行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关键词： 离婚损害赔偿   忠实义务   兜底条款   诉讼主体  

摘要： 婚姻的和谐稳定本质在于夫妻双方彼此忠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思想的开放,我国的传统婚恋文化受到了严重冲击。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离婚现象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夫妻间的不忠行为,如通奸、非法同居等违背忠实义务的情况,已成为导致婚姻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实”,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对该法条的可诉性予以了否定。对于配偶的违反忠实义务行为,无过错方只能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来寻求救济。《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在规定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上,新增了“有其他重大过错”兜底性条款,体现出我国对离婚夫妻中无过错方权利保护的重视,也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得到了更好的完善。但该条款在适用上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没有明确重大过错的认定界限,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通奸、出轨等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行为的认定不同,导致审判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较多,无过错方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因此,为了实现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适用,展开对这一制度的司法实践研究并提出适应性改进措施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为研究对象,以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为研究重点。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夫妻忠实义务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梳理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学理性争议,将研究焦点限定在贞操义务这一狭义忠实义务范畴内。其次,再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所载真实案例进行统计,将这些案例中涉及因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而引发的离婚损害赔偿问题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对此类案件的案情及法院的判决结果进行梳理,根据统计结果并结合样本案件中的典型案例,整理出此类案件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三个主要争议点,即对于违反忠实义务事实的认定范围是否过于限缩;离婚损害赔偿主体限定范围是否过窄以及法院对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支持率是否过低。结合我国的立法司法现状和理论知识对争议点进行剖析,挖掘出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第一,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离婚损害赔偿审判中缺乏法律依据,包括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定情形界定不明和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无明确裁量标准;第二,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离婚损害赔偿适用主体范围过窄,包括过错程度较小一方的请求权不被支持和第三者被排除在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之外;第三,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无过错方举证困难,包括证明标准过高和举证责任分配不均。最后,对上述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形成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以后,再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理论以及参考日本、法国和美国在夫妻忠实义务领域的相关立法,探讨了一些相应的解决路径,并提出增设和补充夫妻忠实义务的条款、明确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适用标准、将过错程度较小一方纳入请求权主体范围、将第三者纳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范围和放宽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的针对性建议。 希望通过对完善违反忠实义务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对夫妻忠实权利的保障,平衡夫妻双方的利益,实现法律的正义性;可以为法官在审理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离婚损害赔偿案件时提供参考,做出更公正合理的判决;可以对第三者和过错方形成震慑,增加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代价,减少“出轨”事件的发生,降低离婚事件的发生率,从而更好地促进婚姻、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关键词： 行政处罚   主观过错   证明责任   注意义务  

摘要： 2021年,《行政处罚法》迎来了一次大的修改,其中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史以来,我国在总则性立法方面首次对行政处罚中的主观过错作出了明确界定,因此,学界普遍将之称作“主观过错”条款,这也是本文研究的起始点。主观过错条款的制定标志着我国行政处罚领域开始摆脱过去客观归责的藩篱,然而,在实践中对该条款的适用出现了一些争议,争议的源头在于在认定过程中,行政处罚中主观过错究竟是作为构成要件,还是裁量因素。 本文将以构成要件说为基础,对实践适用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的详实研究和对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在行政处罚中存在着适用方面的诸多问题。针对主观过错条款的定位、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不明确、证明责任分配不均以及对“另有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等方面的问题,构成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在实际应用中的困境。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条款的完善和适用提出建议:一是对过错推定的处罚类型进行分类规范,确保处罚措施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二是统一证明规范,规范证据收集、保全和审查程序,提高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和公信力;三是设置类型化注意义务标准,明确各方在法律事务中的责任分工和义务要求,以确保各方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四是限制“另有规定”的适用,避免制度适用的过度解读,保障法律的一致性和廉洁性。

关键词： 非现场执法   程序证据   诉讼证据   行政处罚   道路交通  

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道路的发展,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紧紧把握时代趋势,积极采纳自动化的技术手段,并将其融入到交通管理领域的执法实践中。交通警察实现了从现场执法到非现场执法的模式变革。然而随着自动化执法设备应用日渐广泛与深入,其面临的证据问题也开始显现,这势必对交通秩序管理与公民权利保障构成威胁。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还原交警非现场执法证据问题在实践中的真实样态,在深入研判司法案例的基础上归纳证据问题,深入剖析具体成因,并以现实需求为导向提出相关建议。综合来看,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研究缘起,明确交警非现场执法的内涵,厘清交警非现场执法证据的概念。交警非现场执法证据归属于行政证据范畴,行政证据是行政程序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的上位概念。本章对交警非现场执法证据展开分类讨论,对交警非现场执法的证据材料、程序证据、诉讼证据三者进行概念辨析。 第二部分进行宏观分析,以交警非现场执法裁判文书为切入点,遴选有效的行政裁判文书样本,并从时空分布、相对人诉讼理由、法院裁判说理以及裁判结果四个方面对样本文书进行可视化分析,全面深入剖析争议焦点,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凝练相关证据问题,为后文开展成因分析以及制度构建奠定实证基础。 第三部分进行微观透视,从机制、程序以及责任三个维度深入剖析交警非现场执法证据问题的具体成因。首先,行政本位与权利本位的理念博弈是证据问题产生的机制原因。其次,程序公正与程序正当是证据问题产生的程序原因。最后,技治主义与诉讼结构的现实冲突是证据问题产生的责任原因。 第四部分提出解决之道,根据上述问题归纳与原因分析,本文为解决交警非现场执法证据问题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多维度加强证据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技术规范效力;第二,多环节保障程序证据真实,科学设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严格收集保全证据;第三,多主体规制诉讼证据风险,促进举证责任一体化,推动审判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明知   证明   推定  

摘要： 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设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以来,关于本罪的讨论一直未曾停息,作为本罪的主观要件,帮信罪主观“明知”的认定也存在较大的争议。对此,与帮信罪有关的司法解释以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相继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认定主观“明知”的实务难题。但是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本罪主观“明知”的认定呈现出新的变化,旧有的问题依然存留,新的问题业已产生。 通过归纳梳理相关裁判文书,聚焦帮信罪“明知”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明确本罪的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本罪“明知”内涵的争议仍未理清。主要体现在:一是“明知”内容范围的不确定,对“实施”“犯罪”等概念的理解标准不一;二是“明知”的程度不清,司法机关各执己见;三是“明知”标准的不统一,对行为人知道事实发生的可能性要求不一致;四是“明知”时间的不明确,是否包含事后“明知”并未理清。而新的问题则集中在“明知”的证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司法机关认定“明知”时证明标准不当简化,对其缺乏合理限制;二是“明知”证明程序不规范,司法机关认定“明知”时未严格遵循合理的程序;三是“明知”证明规则异化,推定规则适用的过程中存在滥用兜底条款、不重视被告人反驳以及重复推定等诸多问题。 基于帮信罪主观“明知”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其具体成因,重点提出具有针对性、便于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对策,以期尽快纾解“明知”的司法认定疑难。一方面,针对“明知”认定问题中呈现的“明知”内涵的争议,逐一分析论证,理清“明知”的内涵。首先,对“明知”的内容进行梳理,在本罪客观方面的认识上要求对自身帮助行为存在认识,同时须对自身帮助行为的违法性具有认识。此外,针对“实施”“犯罪”的不同争议观点,比较论证各自观点的合理性及缺陷,最终明确“实施”包含被帮助者从犯罪预备到实行终了的全过程,对“犯罪”一词概念的理解应当坚持折中说,符合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即可;其次,针对“明知”的程度争议,深入辨析“知道可能”和“可能知道”的区别,反对“应当知道”和“可能知道”的适用,据此明确“明知”程度应为“明确知道”及“知道可能”;再次,针对“明知”的标准,比较分析各观点的优劣,最终确定“明知”的标准达到“知道盖然性”即可,无须满足“知道确定性”标准;最后,针对“明知”的时间,论证事前“明知”以及事中“明知”应用于“明知”认定的正当性以及事后“明知”的不合理性,将“明知”的时间确定在事前“明知”及事中“明知”。 另一方面,针对“明知”认定中的证明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行性对策。首先明确“明知”的证明标准不得简化,不论直接证明抑或是间接证明,均不得简化“明知”的证明标准,应坚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次,明确“明知”的认定应当严格遵循证明程序,也即推定规则的适用须具备谦抑性,只有直接证明难以进行的情况下才可启动推定规则,同时适用推定规则的过程中应当优先确保基础事实证明的准确无误,再依据推定规则开展证明活动;最后,针对“明知”推定规则存在的问题,首先肯定推定规则当前存在的合理性,应当继续保留,但是必须限制和规范推定规则的适用,一是规范兜底条款的适用,二是正视被告人的反驳,三是禁止重复推定,同时最关键的是要引入“明知”认定的综合认定规则,开展综合认定,以保证推定结论的准确性。

关键词： 民事诉讼   律师调查令制度   程序   惩戒  

摘要： 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具有保障律师权利、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公正等方面的优势。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令制度并无统一立法作出规定，导致实践中各地规范性文件规定出现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制度的理解与适用。要实现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完善，可以从完善相关立法、明确适用条件、统一适用程序、提高社会认知、完善惩戒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

关键词： 法院   诉讼服务   诉讼服务中心   能力提升  

摘要：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社会法治水平的提高,公众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增强导致司法需求呈多元化趋势。法院虽然是国家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其宗旨也是为人民服务。诉讼服务作为法院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作为法院与群众的连接点,是法院提供诉讼服务的场所,更是建设服务型法院的重要载体。在案多人少的背景下,提高基层法院的诉讼服务能力,对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选取Z市诉讼业务量最大的A区人民法院为研究对象,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法,结合新公共服务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筛选出影响诉讼服务中心服务能力的18个因素,并以此设计调查问卷,用SPSS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探索因子分析,将诉讼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划分为服务效率、服务质量、监督评价、基础设施、网上服务、信息公开六个维度,结合访谈结果,研究聚焦于当前服务存在的服务效率有待提高、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监督评价未发挥效用、基础设施有待升级、网上服务功能不完善、信息公开与群众期望有差距的问题。利用相关理论知识,提出健全“一站式”诉讼服务机制、加快诉讼服务队伍职业化建设、监督评价重视公众参与、强化资金保障、健全“互联网+诉讼服务”体系、加大信息公开的对策,促进诉讼服务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满足群众新时期的司法需求。 本文摆脱了以往对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经验进行总结的单一研究模式,对诉讼服务中心服务能力进行了概括。希望通过对一个样本的深入研究,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为基层法院在诉讼服务提升方面提供有益借鉴,增进公共利益和人民福祉。

关键词： 养老服务   行政协议   行政优益权   平等原则   救济机制  

摘要：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凸显,养老需求急剧增长,且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行政机关通过签订购买养老服务协议,以履行政府对人民的生存照顾义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养老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本论文讨论了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协议的法律性质,通过对典型协议的介绍,分析了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协议的订约主体、协议内容、责任承担以及法律救济机制上存在的问题,确定政府养老服务协议为行政协议,并由此确定应以平等原则为订立和履行协议的基本原则,将具体的行政优益权作为协议的基本内容。本论文具体提出应以民政主管部门为签约主体、服务对象应为无自理能力且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服务内容应重视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给付等完善政府养老购买服务协议的意见,明确应以行政诉讼作为协议争议的解决机制,养老服务对象为也应具有对协议争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关键词：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   程序   平等协商   公示公告  

摘要：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是调整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内部规则,对于维护用人单位正常经营管理秩序,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定的程序是劳动法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了用人单位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规定对于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进行制定修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员工讨论并平等协商。但是由于立法对于劳动规章制定的程序的相关规定较为模糊,仅停留在原则性层面,缺乏细致的规定,也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在实践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时常就因劳动规章制定的程序问题而引发的效力问题、权利义务关系等产生争议,导致劳资关系紧张、矛盾加剧。而司法机关又缺乏明确细致的法律指引来对劳动规章制定的程序是否合法作出裁判,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因此,对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定的程序问题展开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劳动规章制定的程序在平等协商、备案审查、公示公告程序方面皆存在疏漏,法律对于这些层面的规定仍停留在原则层面,不能对司法和劳资双方起到准确的指引和预测作用。因此,要在已有研究成果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德国、日本、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经验,参照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情况,对比“共决制”、“单决制”等多种制度理念,将“有限共决”理念引入劳动规章制定的程序中,从法律层面具体规定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应当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对于其他事项,从用人单位管理效率方面考虑可以由用人单位单方决定。在此基础上,明确民主协商的主体和基准化程序,并规范协商僵局处理的程序保障机制;同时对制定后续的备案审查和公示公告程序进行规范和完善,明确备案程序,确定劳动行政部门审查的范围,提供具备可操作性的公示公告具体方式,并明确公示公告程序对劳动规章制度效力的影响,规范好劳动规章制度协商完毕后到开始实施前这一阶段的程序,进而形成一套系统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程序规范体系,在不影响用人单位自主经营管理权的前提下,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用人单位经营秩序,并且在司法活动中充分发挥指引作用。